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包税”走私中的责任分摊：律师解析货主与报关行的罪责区分

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包税”走私中的责任分摊：律师解析货主与报关行的罪责区分

在进出口贸易中，“包税”代理模式颇为常见。然而，这种模式一旦触碰法律红线，便极易引发走私刑事风险。当海关的稽查通知书送达，货主往往倍感冤枉：“我只是支付了固定的包税费，报关事宜全权委托，何罪之有？” 那么，在这种“包税”走私案件中，货主与报关行的责任究竟如何划分？本文将结合案例，为您深入解析。

一、 典型案例导入：一批家具引发的走私大案

某外贸公司A老板李总，为进口一批意大利高档家具，与报关行B公司签订《代理进口协议》。协议约定，B公司以“包税”方式全权负责报关、纳税、运输等事宜，A公司只需向B公司支付一笔固定的“包税费”，无需关心具体关税金额。后经海关稽查发现，B公司为牟取暴利，制作虚假合同、发票，大幅低报货物真实价格，累计偷逃应缴税额高达人民币500万元。案发后，检察院以走私普通货物罪对报关行B公司的负责人及员工，以及货主A公司的李总一并提起公诉。

二、 核心争议焦点：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

面对指控，李总及其家属感到无法接受，并提出了以下几个核心争议点：

1.主观故意之辩： 货主李总声称对B公司低报价格的行为完全不知情，其主观上不具有偷逃税款的故意。那么，在“包税”模式下，能否因“不知情”而否定货主的刑事责任？

2.责任分摊之辩： 即便构成犯罪，货主与报关行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否相同？报关行是直接实施者，而货主是否仅是被动受益者？责任应如何分摊？

3.证据链条之辩： 证明货主“明知”低报的关键证据是什么？是双方的合同、沟通记录，还是“包税费”明显过低等客观事实？公诉机关的指控证据链是否完整？

三、 律师专业解读与辩护要点析解

作为一名专业刑事律师，我认为，办理此类“包税”走私案件，核心在于精准把握主观明知、地位作用、证据质证三个维度，为当事人进行罪轻或无罪辩护。

辩护要点一：主客观相统一——精准打击“主观明知”的认定难题

律师解析： 走私普通货物罪属于故意犯罪，要求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逃避海关监管、偷逃税款。对于货主而言，“不知情”是强有力的辩护理由。但司法实践中，“明知”不仅包括“知道”，也包括“应当知道”。

辩护策略：

1.审查沟通记录： 重点审查货主与报关行的全部邮件、微信、通话记录，寻找能证明货主曾要求或鼓励对方合规报关，或对报价细节不知情的证据。

2.分析“包税”价格合理性： 若货主支付的“包税费”与货物正常进口应缴税额相差不大，甚至略高，则可作为其无走私故意的重要旁证。反之，若“包税费”明显低于行业标准或应缴税额，检察院可能会推定货主“应当知道”存在违法情形。

3.考察商业惯例与历史合作： 如果货主长期以相同模式进口且未被查处，或行业内普遍存在类似操作，可在一定程度上佐证其缺乏违法性认识。

辩护要点二：地位作用之辩——力争将货主定性为“从犯”

律师解析： 在“包税”走私的共同犯罪中，报关行通常是犯罪的提起者、主要策划者和直接实施者（制作虚假单证、向海关申报），起主要作用，应认定为主犯。而货主提供货源和信息，虽客观上起到了帮助作用，但往往处于被动、服从的地位。

辩护策略：

1.强调犯意发起： 论证走私的犯意由报关行独立产生并实施，货主并未参与共谋。

2.剥离行为作用： 明确指出货主未实施制作假单证、向海关伪报等核心犯罪行为，其行为与报关行的行为在犯罪整体中的作用有本质区别。

3.争取从犯认定： 积极向法庭陈情，根据《刑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对于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应当认定为从犯。一旦成功，依法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这将直接影响量刑结果。

辩护要点三：证据之辩——瓦解控方的证据体系

律师解析： 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是“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律师需对控方证据进行精细化审查，寻找突破口。

辩护策略：

1.质疑“推定明知”的逻辑： 若控方仅以“包税费过低”来推定货主明知，律师可引入行业专家意见、同类产品进口数据等，论证价格因素的复杂性，切断其推定链条。

2.审查言词证据的合法性与真实性： 重点审查报关行人员指认货主“知情”的讯问笔录，是否存在诱供、逼供，或前后矛盾的情形。

3.构建有利的证据链： 主动收集并向法庭提交证明货主追求合规经营的证据，如公司内部的合规制度、要求报关行提供税单的记录等，重塑对货主有利的案件事实。

四、综上

“包税”走私案件中的责任分摊，绝非简单的“一刀切”。对于被卷入案件的货主而言，聘请一位精通走私犯罪构成、熟悉海关执法实践、善于进行证据辩护的专业刑事律师至关重要。律师通过深入剖析案件细节，精准适用法律，能够有效区分罪责，为当事人争取最有利的法律结果，最大限度地维护其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