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知名刑事律师_云南省知名刑事辩护律师

13号

2018-09

云南省两院两厅《关于我省办理抢夺刑事案件执行具体数额标准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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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两院两厅《关于我省办理抢夺刑事案件执行具体数额标准的通知》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3〕25号)的规定，结合我省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治安状况，经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省司法厅共同研究，并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
13号

2018-09

云南省两院两厅《关于我省办理敲诈勒索刑事案件执行具体数额标准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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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两院两厅《关于我省办理敲诈勒索刑事案件执行具体数额标准的通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敲诈勒索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3〕10号）的规定，结合我省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治安状况，经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省司法厅共同研究，并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
13号

2018-09

云南省两院两厅《关于我省办理诈骗刑事案件执行具体数额标准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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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两院两厅《关于我省办理诈骗刑事案件执行具体数额标准的通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1〕7号）的规定，结合我省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治安状况，经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省司法厅共同研究，确定我省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以五千元为起点，“数额巨大”以五万元为起点，“数额特别巨大”以五十万元为起点。
13号

2018-09

云南省两院两厅《关于云南省办理盗窃刑事案件执行具体数额标准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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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两院两厅《关于云南省办理盗窃刑事案件执行具体数额标准的通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3]8号）的规定，结合我省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治安状况，经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省司法厅共同研究，
12号

2018-07

云南省两院两厅《关于加强涉嫌劳动保障犯罪案件查处衔接工作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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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两院两厅《关于加强涉嫌劳动保障犯罪案件查处衔接工作的规定》
12号

2018-07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云南省人民检察院云南省公安厅云南省司法厅关于我省办理抢夺刑事案件执行具体数额标准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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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云南省人民检察院云南省公安厅云南省司法厅关于我省办理抢夺刑事案件执行具体数额标准的通知云高法〔2014〕125号各州、市、县(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3〕25号)的规定，
12号

2018-07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云南省人民检察院云南省公安厅云南省司法厅关于我省办理诈骗刑事案件执行具体数额标准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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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云南省人民检察院云南省公安厅云南省司法厅关于我省办理诈骗刑事案件执行具体数额标准的通知云高法〔2013〕145号各州、市、县(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1〕7号）的规定，
12号

2018-07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云南省人民检察院云南省公安厅云南省司法厅关于云南省办理盗窃刑事案件执行具体数额标准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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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云南省人民检察院云南省公安厅云南省司法厅关于云南省办理盗窃刑事案件执行具体数额标准的通知云高法[2013]144号各州、市、县（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3]8号）的规定，
12号

2018-07

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_云南省刑事案件立案与量刑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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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_云南省刑事案件立案与量刑标准盗窃罪(刑法第264条) 盗窃价值1500元为“数额较大”（特殊情形（1-8）为50%），两年内三次盗窃的，入户盗窃的，携带凶器盗窃的，或者扒窃的，应予立案追诉，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盗窃价值4万元为“数额巨大”（特殊情形（3-9）为50%，属于其他严重情节），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3号

2018-08

离婚中的精神损害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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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艾可生律师　
无过错一方在离婚发生时请求有重大过错导致家庭关系破裂的一方损害赔偿的须同时具备以下四个构成要件。
(一)违法行为
首先，必须具有违法行为。有配偶者的一方行使了婚姻法所禁止的破坏双方婚姻家庭关系的行为，即《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夫妻一方有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行为之一的行为，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才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二)损害结果
损害结果的发生是赔偿的前提条件。从婚姻法的规定来看，这个事实又是以离婚这作为条件的。《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是因破坏婚姻家庭关系行为而导致离婚的，才能够请求赔偿,如果没有出现离婚这一最终结果，即使这些违法行为已经造成了实质性的损害，也不能请求赔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八条规定：“损害赔偿”，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导致离婚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的不同的4种情形，其所造成的损害亦有所不同，分别简述如下：
1、在重婚情形下。毫无疑问，重婚行为是重婚方造成配偶另一方精神上的极其痛苦是可想而知的了。《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把重婚情形放在了第一种情形。如果因重婚导致离婚，重婚一方已经受到刑事处罚，那么，配偶另一方可否根据《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要求重婚方进行离婚损害赔偿呢?本律师认为，《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明确规定，重婚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赔偿，这种赔偿不以重婚方是否受到刑罚处罚为条件。一方因重婚给对方造成了巨大的精神伤害，另一方在提出离婚诉讼同时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
2、在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情形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的规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形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侵犯的客体与重婚相同，其所造成的损害后果与重婚造成的结果相类似。不在赘述。
3、在家庭暴力情形下。本律师认为，对于家庭暴力在重婚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情形下的损害都是对配偶权、名誉权的损害，而在家庭暴力情形下的损害，受害人不仅会受到身体的伤害，还可能在长期的暴力下造成精神的损害，对此，应分别予以人身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对于在家庭暴力中造成财产损害的，施暴者应予以赔偿;受暴者因反抗暴力而损害的财产损失以及出于自卫和避险而对施暴者造成的身体伤害可以并应当免除赔偿责任。
4、在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情形下。修改后的婚姻法从基本原则到具体制度都加强了对妇女、老人和儿童等弱势群体的保护。本律师认为，对于虐待，受害人在身体上、精神上受到的伤害往往是十分严重甚至是超出人的想象的，对此应视虐待、伤害的时间长短和程度，加大惩处力度，加大精神、人身赔偿的数额。特别是要考虑到对受害人身体和心理上造成的后遗症的恢复、治疗问题，以充分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三)损害结果与行为人的违法行为必须具有因果关系
离婚损害赔偿必须是在行为人或者说配偶一方实施了《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破坏婚姻家庭关系行为直接导致离婚这一最终后果，才能实施。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不存在赔偿问题。所谓直接因果关系，就是这些损害行为是导致婚姻破裂的根本原因。
(四)主观过错
虽然婚姻关系中就有关离婚损害赔偿的规定没有明确指出行为人的主观状态，但本律师认为，行为人符合《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破坏婚姻家庭关系的行为须是故意行为。在离婚损害赔偿中，配偶一方的故意往往是明显的，《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4种情形，配偶一方只有故意才能达到这种情形。那么行为人的过失是否需要承担责任? 本律师认为，只有第三者才可能有过失，若第三者不知道婚姻一方已有婚姻事实，她(他)自己本身也处于蒙蔽、受害地位，那么就不存在主观上的过错，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律师也不主张在合法婚姻中向第三者提出损害赔偿。请求离婚损害赔偿的一方须是无过错方，也就是说没有实施《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4种法定情形之一的一方配偶，只能建立在受害人对离婚的发生无过错的基础上，提出离婚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
另外，无过错一方提出离婚损害赔偿的前提是：
1、必须是合法婚姻关系中的无过错方;
2、必须是由于对方的过错导致离婚的，并且仅限于《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的四种情形之一;
3、必须是在提出离婚时提出，即：离婚才能提起赔偿，赔偿必须在离婚的前提下提出，只提赔偿不提离婚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4、必须是针对合法婚姻关系中的过错方。
在适用《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时，本律师认为，应当区分以下不同情况：
1、符合《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无过错方作为原告基于该条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必须在离婚诉讼的同时提出;
2、符合《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无过错方作为被告的离婚诉讼案件，如果被告不同意离婚也不基于该条规定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可在离婚后一年内就此单独提起诉讼;
3、无过错方作为被告的离婚诉讼案件，一审时被告未基于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提出损害赔偿请求，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应当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在离婚后一年内另行起诉。
13号

2018-08

如何聘请法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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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艾可生律师　
担任法律顾问是世界各国律师的主要业务。这里所指的法律顾问，就是指在律师事务所执业，根据律师事务所与企业组织之间订立的聘请合同，为企业的经营、商务活动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律师。
担任法律顾问是世界各国律师的主要业务。这里所指的法律顾问，就是指在律师事务所执业，根据律师事务所与企业组织之间订立的聘请合同，为企业的经营、商务活动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律师。
一、法律顾问的作用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世界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汹涌而来，律师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入商业领域和政府机构，为经济和行政决策提供帮助，已成政治、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企业聘请律师担任法律顾问，可以起到：
(一)预防作用。
预防作用是法律顾问的首要的、基本的作用。法律顾问可以凭借自己丰富的法律知识和实践经验对企业的经营决策、经营管理活动，提供法律意见，预见可能出现的风险或者为企业建章立制，处理经济活动中的法律问题，堵塞漏洞，从而避免和减少聘请方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二)处理现实存在的法律问题。
尽管顾问律师对防患未然具有重要作用，但代理聘请方参加各类纠纷争议的诉讼、调解和仲裁仍是法律顾问不可避免的一项工作。法律顾问较之发生争议后聘请的其他律师在处理法律争端问题上的优势在于，法律顾问更熟悉企业情况、了解业务机制，既能迅速胜任工作，又能站在企业全局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三)促进企业管理工作的规范化。
律师接受过法律专业训练，有客观、公正、逻辑严密的处理问题能力和较高的政策理论修养和语言文字水平。法律顾问一方面可以协助企业建立健全内部工作制度;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法律培训、法律宣传，增强企业有关人员的法律观念，为聘请企业工作的规范化打下良好的基础。
(四)节省费用。
法律顾问不仅通过业务活动预防失误，避免损失和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另一方面，聘请律师担任法律顾问，较在单位内部设立专门性法律部门，在一般情况下能节省费用。
二、法律顾问的工作
企业作为经济组织，直接目标是最大地创造经济价值。因此，作为企业的法律顾问，工作重点应是促进企业提高经济效益。因此，企业法律顾问的工作范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就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法律问题提供法律意见。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管理决策，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经济效益，甚至关系到企业的生存和长远发展。顾问律师应在全面掌握企业的基本情况和有关的法律、政策之后，对企业决策的合法性、可行性提出法律建议和风险分析。
(二)为聘请方草拟审查法律文书。企业涉及的法律文书有经济合同、企业章程、管理规定等等。
(三)参加重大经济活动的谈判。谈判的直接目的是使当事人的利益最大化。顾问律师参加重大经济活动谈判的职能作用就是为这种利益的最大化提供法律上的帮助。
(四)代理参加诉讼、调解或仲裁活动。聘请方在对内、对外活动中发生纠纷后，法律顾问可作为聘请方的代理人参加诉讼、调解或仲裁活动。
(五)帮助企业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
(六)协助企业建立法律服务机构，进行法制培训和法制宣传。
(七)办理其他法律事务。顾问律师受聘请方委托办理的其他法律事务内容很多，如帮助企业转换经营机制，落实企业经营自主权，帮助企业进行清产核资，界定产权，帮助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帮助企业清算整顿，破产还债;帮助企业转产、合并、兼并，帮助企业进行资信调查、商标注册、专利申请和转让，办理公证、抵押、信托、租赁，帮助企业进行法制宣传，发表启事、声明等。
三、法律顾问的选择
法律顾问作为一种职业角色，有其独特的技巧性和艺术性。企业聘请的法律顾问的道德修养和业务水平的高低，决定着企业法律事务的后果。因而，选择优秀的法律顾问，是企业在决定聘请律师时的首要工作。在如今法律服务市场较为混乱无序的情况下，如何才能判断应聘律师的综合能力是否适应企业的法律服务需求呢?以下十个方面可供企业在选择法律顾问时参考：
1、律师应当具有诚实、正直的基本人格。
2、律师必须具备从事法律顾问工作所需要的扎实的法律知识;
3、了解和熟悉聘请单位的业务内容;
4、丰富的社会阅历(如：企业工作经历、担任法官经历和律师实务经历等等);
5、具有积极、主动的工作态度和创新精神;
6、能提供快捷的服务;
7、法律意见、建议清晰、明确;
8、不凌驾于聘请方之上，不试图控制聘请方;
9、能作一个忠实的倾听者，具有深刻的同情心;
10、语言直白、易懂，不卖弄难以理解的专业术语。
四、顾问合同的签订
根据我国《律师法》规定，凡是聘请律师担任法律顾问的单位和个人，都必须签订委托聘请合同。聘请法律顾问合同的内容主要有：
1、合同的名称;
2、聘请双方的名称、地址;
3、应聘方指派的律师的姓名、职务等个人情况;
4、顾问律师的职责范围;
5、顾问律师的工作时间和工作方式;
6、聘任期限;
7、聘请方为顾问律师提供的必要的工作条件和物质保证;
8、聘方的付酬办法，即聘方聘请顾问律师的费用标准、结算方式、结算时间等;
9、律师参与诉讼、仲裁等活动是否另行收费，另行收费的优惠规定;
10、合同的生效和有效期限;
11、合同变更或解除的条件;
12、违约责任和处理办法;
13、双方签署合同的法定代表人，以及合同签订的时间。
五、法律顾问的义务
顾问律师的法定义务，是指法律规定的律师在执行业务过程中应为或不应为一定行为的范围和限度。
(一)保守职业秘密。所谓职业秘密，是指律师在执业过程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当事人的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二)不得在同一案件中担任双方当事人的代理人。当事人之间利益上的对立与冲突，是引起争讼的他们所委托的律师之间在立场上也是对立的、冲突的。因此，如果律师在同一案件中代理双方当事人，就可能因维护一方的利益而损害另一方的利益。
(三)顾问律师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代理。就法律顾问而言，要作好法律顾问工作，需要了解、掌握聘请方大量资料，这是其他人，也是其他律师在短时间内难以完成的，因此，应强调顾问律师不得任意拒绝代理的义务。
(四)不得利用工作便利牟取私利。律师不得利用提供法律服务的便利牟取当事人争议的权益，或者接受对方当事人的财物。除约定的收费和因工作发生的费用外，不得向聘请方索要额外的费用和财物。
六、顾问工作成校的评判
1、看这个律师是否具有你所需要的法律领域的业务技能(法律知识)?
2、看这个律师是否能够迅速抓住问题的症结和关键(反映能力和熟练程度)?可以采用你已经熟悉和了解的较为复杂的案情向他/她询问，看其反应程度;
3、看这个律师是否能清楚地表达他/她的思想(口才和辩论能力)?
4、看这个律师是否考虑了相关业务的各个方面?他/她对细节认真吗(细致、全面性)?
5、看这个律师对案件或其他业务是否估算了成功率或者分析了不利后果，并且提出了相应对策(预见性和客观性)?
6、看这个律师是否认真准备了和你的会面，开庭日期等等，并且守时(敬业和尊重)?
7、看这个律师是否总是能够在你要求的时间内完成有关工作和随叫随到，并且随时向你报告工作进展情况(迅捷、可信赖性)?
8、看这个律师是否对你的行业感兴趣，并愿意耐心与你交谈，或者在约定之外为你作出意想不到的努力(感情投入，可靠性)?
9、看这个律师是否配备有技能熟练的法律助理，并且能够合理安排和计划工作(周密性、效率)?
10、看这个律师的收费合理吗?
如果这些答案都是令你满意的回答，你应当继续聘请他/她?如果这些回答都不令你满意或者大多不能令你满意，你应当考虑撤换这个律师了.
29号

2018-08

被害人有过错可相应减轻被告人的赔偿及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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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九年二月十一日晚，被告人杨青松与李光辉因土地纠纷在村民小组公房里调解。二十三时许，被告人杨青松哥哥杨军、妻子杨云霞及李光辉的姐姐李红梅、母亲刘秀英等人相继来到公房，双方发生争执，经劝阻离开公房后，在公房门前公路上，双方发生吵打。在吵打过程中，被告人杨青松用尖刀刺中李红梅左背部一刀后，被告人杨青松回到家中，于次日六时许在家中被公安机关抓获，李红梅经送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经法医鉴定：李红梅系左心房破裂死亡。李光辉、刘秀英、刘文明及被告人杨青松的伤为轻微伤。案发后，被告人杨青松的亲属代被告人杨青松赔偿被害人亲属人民币四万元。
庭审中，被告人杨青松的辩护人云南经峰律师事务所王云飞律师辩护说：
本案被告人杨青松在案发后具有依法应当视为“自首”的法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情节。
中国移动通讯集团云南有限公司石屏分公司2009年2月语音业务清单、公诉证据第2号之证言证实，被告人与被害人双方发生扯打后，被告人杨青松在人搀扶下一回到家里，就对其哥哥杨军、张杨保等人说其被打伤时用刀夺伤了被害人李红梅，叫其哥哥杨军赶快向公安机关打电话代为投案以等待公安民警来处理。杨军及时用手机打110代为投案时第一次占线，第二次于23：35：11秒打通110通话时间为30秒，这与公诉证据第3号110接处警登记表载明的、被害人一方的亲戚梁英报警电话的报警时间23：33：04，间隔时间仅仅一分钟左右。公安干警来到被告人杨青松家里时，早已等待着公安民警到来的被告人杨青松，就跟着公安民警到了公安机关接受讯问，并如实交代了此时公安机关尚未掌握的其具体的主要犯罪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本案被告人杨青松叫其哥哥杨军代为打电话投案报案的事实，应当视为其自动投案；杨青松在公安机关从一开始就如实交代了其主要的具体犯罪事实，先后四次接受讯问都一致作了实事求是的认罪供述，这应当视为其在投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本案被告人杨青松案发后的表现，符合自首的法定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对于自首的本案被告人杨青松，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本案被告人杨青松在犯罪时，具有正当防卫超过必要限度的法定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情节。
公诉证据第1号之被告人杨青松供述说，“双方已经解决达成协议要签字时”，被害人李红梅“闯进来无理取闹”“大骂”，“引发我家和李光辉家互骂扯打起来”，“李光辉的母亲、李光辉的媳妇”和被害人李红梅“围着我妻子打”，李红梅“先上去用拳头打我妻子的头，我就上去护着我妻子不给”打，这时李红梅“朝我的头部、肩部用拳头打”，“当时我被他们打得昏头昏脑的，从地上爬起来摸着什么就拿什么东西和他们打了”。通过在看守所数月的恢复而不再昏头昏脑的慢慢回忆后，本案被告人杨青松在我会见时和当庭的一致陈述，他是在被害人李红梅迎面殴打并抓其头发致双方都低头弯腰时，其才用刀举手画弧就势刺入李红梅背部的。这一事实，从公诉证据第10号之石公刑鉴尸字(2009)4号法医学尸体检验报告中得到了相应验证。该报告说“左肩胛部的创口道由左下斜行右上”，这不可能是面对背部刺入所能导致的，也只有迎面而双方低头弯腰时举手画弧就势刺入，才能够形成创口道由左下斜行右上。
大量在卷证据证实的事实表明，本案被告人杨青松用刀夺伤被害人李红梅致其不幸死亡，是在其妻子和他本人的人身正在遭受不法侵害时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正当防卫行为。当然，其在防卫过程中一刀夺下伤人致死，这明显超过了必要限度，从而造成了他人人身的重大损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第一、二款的规定，本案被告人张建忠的行为属于防卫过当，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本案被告人杨青松具有明显的悔罪表现，依法应当酌情从轻处罚。
尽管被告人杨青松家庭经济确实困难，但其在归案后委托亲属变卖家产并且不顾债台高筑，尽力筹集资金积极给予被害人一家经济赔偿。卷宗第84-87页的收据证实，在本案发生后，被告人杨青松的亲属为其向被害人李红梅的亲属，赔偿了包括李红梅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在内共计四万元人民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范围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此外，公诉证据第2号之证人证言证实，被告人杨青松在案发后回到家里时说，“今晚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也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公诉证据第3号之证人证言证实，“杨青松说，有一个女的被我用刀夺着了，夺着背上”，“看上去他很后悔用刀夺着人”。
大量在卷证据证实的事实表明，杨青松案发后一回到家就有了悔意，从委托杨军打电话投案后在家里等待公安人员前来处理，到先后四次接受公安机关的讯问，被告人杨青松都基本一致地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就是在刚才的法庭调查中，被告人杨青松也做到了如实向法庭陈述其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具有明显的悔罪态度，这依法应当作为对其酌情从轻处罚的情节。
本案被害人李红梅及其亲属在案发过程中具有重大过错，依法应当视为对被告人酌情从轻处罚的情节。
被告人杨青松在被第一次讯问时供述说，“协议写好后，李光辉和我到公房外边叫自家的人来看协议，李光辉叫着李光辉母亲、妻子，我叫着我哥杨军和我妻子姜丽萍。他们看了协议，双方都同意没有意见。由村干部用复写纸垫着照抄协议一份、印一份双方签字。正在这时，李光辉的姐姐”即被害人李红梅“闯进来骂”，“我妻子就和”李红梅“吵起来，并互抓着头发扯打起来，从公房扯打着到公路上，我们和李光辉家的人也互相扯打着从公房到公路上，双方的人用手互相扯打起来”；被告人杨青松在第二次接受讯问时供述说，“双方已经解决达成协议要签字时，”被害人李红梅“闯进来无理取闹，大骂说我家”“‘是贼，麻风病的后代，拾娃娃养的’，引发我家和李光辉家互骂扯打起来”；公诉证据第8号之石公刑鉴伤字（2009）33号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书证实，被告人杨青松左臀部外上方可见5㎝×6㎝范围的轻度肿胀及皮下青紫斑，其损伤程度为轻微伤，就是在互骂扯打中，被李光辉打了一棒所致。
公诉证据第2号之证人证言说，“在听了调解的情况后，也没出声，在协议要写好时，李光辉的母亲就反悔说：‘不行，我家要占1.6米’。双方都不得，就吵了起来，”被害人李红梅“噪着，双方就要动手，村干部拦劝着李光辉家一方，我拦劝杨青松妻子一方，村干部瞧不对劲，先把李光辉家三人先劝出公房，李光辉在公房里，我们等她们三人走后，调解失败，准备回家，刚走到门口时，李光辉的母亲、妻子、姐姐（被害人李红梅）三人折回来噪”，“噪着噪着，双方就走近，互打起来，我的眼镜被扯掉了”。公诉证据第3号之证人证言说，“当时死者‘阿库’（李红梅）就说：‘不签，我兄弟同意我也不给他签’，组长等干部就说‘阿库，你不要乱了，我们今晚解决事情已经解决好了，如果你要乱，你就要负责任’，阿库说，‘不给签，有哪样事我负责我抵着’，这时村长就叫我先走，但阿库不给我走，揪住我的左肩头衣服不给我走，组长就瓣开她的手，叫阿库不要乱了，阿库就走出办公室和杨青松、杨军吵起来，吵着吵着双方就撕打起来”。
不论是被告人杨青松的供述也好，还是证人的证言也好，都是在公安机关的讯问，二者都是被隔离开来分别讯问的，二者之间的陈述不仅能够验证一致，是被害人李红梅及其母亲等人无理取闹的骂人行为，引发了本案的发生，并且被害人李红梅本人也殴打过被告人杨青松，这依法应当视为对被告人杨青松酌情从轻处罚的情节。
《起诉书》认定在“调解过程中双方发生争执”的证据不充分。
大量在卷证据足以证实，在调解过程中双方并未发生争执，是调解达成协议双方正要签协议时，被害人李红梅及其母亲横生枝节无理取闹骂人，这才引发了双方互相扯打。这一事实，就是被害人李红梅的亲表舅作为村干部的证言，也在一定程度上作了较为客观的证实说，“到最后要签协议的时候”，“可能是因为以前的矛盾，双方就吵了起来，李四妹（即被害人李红梅）对杨青松说，你说我家的人旺不起来，不像你家，连娃娃都是拾来养的”。
相较于被告人杨青松家一方的证人证言，被害人李红梅家一方的证人证言前后矛盾，因此不足以采信。
被告人家一方的证人证言，大多是在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情况下形成的，他们之间在案发当晚就被公安机关传讯，所有证言均是背对背独立接受讯问，能够互相印证。相反，被害人的亲属都是殴打被告人杨青松的实施者和参与者。事实上，李家亲属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所作证言前后矛盾，疑点重重，对事实叙述错误较多，说法不一，并且对其实施的不法侵害行为进行开脱，轻描淡写甚至作虚假陈述，借以推卸自己的责任或意在使被告人杨青松受到严刑处罚。比如，刘文明在询问笔录中说，在“公路上”杨青松“的亲属就拿柴来殴打刘秀英”，可是公诉证据第2号之刘秀英询问笔录又说，杨青松“手持一把金亮金亮的小扁斧去追我的二姑娘（李红梅）”，尤其是刘秀英说的“小扁斧”，全案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实杨青松持有“金亮金亮的小扁斧”。
    综上所述，本案被告人杨青松在案发后具有依法应当视为“自首”、在犯罪时具有正当防卫超过必要限度等法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情节，与此同时，本案被告人杨青松在案发后具有明显的悔罪表现，本案被害人李红梅及其亲属在案发过程中具有重大过错。《起诉书》认定在“调解过程中双方发生争执”的证据不充分，相较于被告人杨青松家一方的证人证言，被害人李红梅家一方的证人证言前后矛盾，因此不足以采信。纵观全案实际案情，被告人杨青松依法应当减轻处罚。
    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杨青松无视国家法律，因土地纠纷，在与他人发生吵打过程中，持刀故意伤害他人身体健康，致人死亡，其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在本案中，被害人有一定过错，被告人杨青松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其亲属积极代为赔偿被害人亲属经济损失，对被告人杨青松可酌情从轻处罚。辩护人提出的被害人有一定过错的辩护意见属实，本院予以采纳。但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杨青松的行为属防卫过当及自首情节，应减轻处罚的辩护意见，与庭审查明的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提出的要求赔偿抢救费、丧葬费、赡养费、抚养费、死亡赔偿金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但无充分证据证实杨军、姜丽萍也对被害人李红梅实施了伤害行为，故要求杨军、姜丽萍也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另鉴于被害人在本案中有一定过错，可相应减轻被告人杨青松的赔偿责任。
    杨青松被依法判决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共计11 7316元的80%，即人民币9 3853元，已付40 000元，尚欠53 853元限判决生效后6个月内付清。
    （本文涉案人员均为化名）
29号

2018-08

喝酒过程中发生争吵之后的生命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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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以红检刑诉[2013] 98号起诉书指控：
2012年7月的一天，被告人陈孟江与刘本富酒后发生争吵而互殴，此后，准备邀约人报复刘本富。同年8月7日，被告人陈孟江借到屏边新现乡新现街做客之机，邀约被告人高沈学、王涛、李伟、普高四等人，让他们几人分别邀约其他人到屏边报复刘本富。随后，被告人王涛、李伟、普高四等人分别邀约了被告人普发斗、李卜周、李元开、李城云、张文飞、姜绍国、吴绍发和张爱田、曹进书、苏安文、李家斌。陈孟江召集全部人员在蒙自市北大街天桥附近一烧烤摊吃烧烤时具体商量了如何对刘本富实施伤害。当天下午三时许，被告人陈孟江等人乘两辆租借的微型车，从蒙自至屏边新现乡新现街。当日十九时许，陈孟江等人吃完饭后即驾驶微型车在新现街上寻找刘本富。在新现街李进红家门口发现刘本富，经陈孟江指认后，王涛、张文飞、李元开、李城云、姜绍国等人便下车对被害人实施拳打脚踢，并分别用砖头、木架子、跳刀等对刘本富实施伤害，将刘本富打伤后逃离现场。刘本富经抢救无效死亡。经法医鉴定：被害人刘本富系颅脑损伤、肝脏破裂死亡。被告人陈孟江、王涛于2 01 2年8月7日2 0时45分向蒙自市公安局投案。
辩护人李勒都为陈孟江辩护认为：陈孟江没有报复刘本富的主观故意，也没有商量过如何伤害被害人，陈孟江案发后投案自首，建议对陈孟江从轻处罚，判处十年有期徒刑。
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2013)红中刑二初字第47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经审理查明”：
2012年7月的一天，被告人陈孟江与被害人刘本富在屏边县新现街喝酒过程中发生争吵，陈孟江用玻璃杯砸刘本富，把刘本富脸划伤，陈孟江的手也被划伤被旁人劝开，之后陈孟江起意报复刘本富。同年8月7日，陈孟江邀约高沈学、王涛欲借到新现做客之机报复刘本富，并让两人邀约他人参与。随后，王涛邀约了李伟、普高四两人，通过李伟、普高四又分别邀约了普发斗、李卜周、李元开、李城云、张文飞、姜绍国、吴绍发和张爱田、曹进书、苏安文、李家斌。当天中午，陈盂江召集全部人员在蒙自市北大街天桥吃烧烤时商量了如何对刘本富实施伤害，并准备了四把长刀。后陈孟江、高沈学驾驶两辆租借的微型面包车载其余人员从蒙自市来到屏边县新现街，陈孟江等人在新现吃完晚饭后即驾车在街上寻找刘本富，在李进红家门口发现刘本富，经陈孟江指认后，王涛先下车对刘本富进行殴打，随后张文飞、李城云、姜绍国、普高四、普发斗等人也下车用拳脚、砖头、木架子对刘本富进行殴打，李元开用携带的跳刀刺了刘本富腹部两刀，将刘本富打伤后逃离现场返回蒙自市。刘本富被打致颅脑损伤、肝脏破裂，经抢救无效死亡（殁年2 2岁）。陈孟江、王涛于2012年8月7日20时45分向蒙自市公安局投案。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韩树珍系被害人刘本富之母。审理期间，陈孟江、王涛、李伟、普高四、普发斗、高沈学的亲属及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张爱田、曹进书、苏安文，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李家斌的法定代理人范代芬交付民事赔偿款，共计人民币3 3000元到本院。
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陈孟江、李元开、王涛、李伟、普高四、张文飞、李卜周、姜绍国、普发斗、李城云、吴绍发、高沈学无视国家法律，故意伤害他人身体健康，致一人死亡，其行为均已构成故意伤害罪，依法应追究刑事责任。在共同犯罪中，陈孟江首起犯意，邀约他人参与犯罪，并准备作案工具，组织和指挥实施犯罪，李元开用跳刀捅刺刘本富的行为是致刘本富死亡的主因之一，两人在本案中均起主要作用，系主犯，陈孟江的作用明显大于李元开，依法应按其参与组织、实施的犯罪处罚；其余被告入受邀约参与犯罪，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依法应根据各人的作用从轻或减轻处罚；陈孟江、王涛案发后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自首，依法可对两人从轻处罚；李元开、李卜周曾因故意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系累犯，依法应从重处罚。陈孟江、王涛、李伟、普高四、普发斗、高沈学的亲属自愿代其赔付了部分民事赔偿，可酌情对六人从轻处罚。陈孟江经过预谋后邀约十多人从蒙自市乘车长驱赶往屏边县新现街有预谋地对被害人刘本富进行报复，并在公共场所当众对刘本富进行殴打和捅刺，致刘本富死亡，社会影响恶劣，后果特别严重，陈孟江罪行极其严重，论罪应当判处死刑，但尚不属必须立即执行的犯罪分子。公安机关扣押的长刀四把系作案工具，依法予以没收。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陈孟江、李元开、王涛、李伟、普高四、张文飞、李卜周、姜绍国、普发斗、李城云、吴绍发、高沈学犯故意伤害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本院予以采纳。普高四、普发斗、李卜周、李城云、吴绍发在庭审时关于没有打着被害人的辩解，陈孟江及辩护人李勒都关于陈孟江没有报复刘本富的主观故意，也没有商量过如何伤害刘本富的辩解和辩护意见，均与审理查明的事实、证据不符，本院不予采纳；辩护人李勒都关于陈孟江案发后投案自首，建议对其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辩护人韦忠寿关于王涛有自首情节，系从犯，建议对王涛从轻判处的辩护意见，辩护人李林海关于李伟在共同犯罪中系从犯，被抓获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建议对李伟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均符合审理查明的事实和法律规定，合法成立，本院予以采纳。
根据各被告人在本案中的作用、地位，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陈孟江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生；被告人李元开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2013年11月10日，云南红河谷律师事务所王云飞律师，依法接受陈孟江之父的委托担任陈孟江的上诉辩护人，于次日依法会见陈孟江后代书《刑事上诉状》，恳请对原审的偏重量刑予以纠偏，在原审量刑的基础上从轻判处刑罚。
陈孟江上诉认为，在对被害人实施伤害时，其主动下车叫具体实施伤害的人不要打了，叫他们走了，这一事实应当属于其主动中止犯罪的情形，该中止犯罪的情形，原审判决书却没有认定，请求二审对这一事实予以认定；在原审庭审中，公诉人当庭发表的公诉意见说，上诉人应当判至无期徒刑，说明上诉人所犯之罪应当受到的处罚的最高限是无期徒刑，原审判决书判处上诉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明显是罚不当罪，属于量刑偏高，应当依法得到纠偏；原审判决书在认定了上诉人具有自首这一依法可从轻处罚的情节的同时，也认定了上诉人和其他部分被告人的亲属，自愿代上诉人和其他部分被告人赔付了部分民事赔偿这一可酌情从轻处罚的情节，该赔偿款项已经超出了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韩树珍所主张的法定范围内经济损失，足以认定上诉人和其他部分被告人在案发后积极赔偿，然而，原审判决书在判处刑罚时，对上诉人仅仅只是体现了法定从轻情节，即判处死刑的同时缓期二年执行，没有体现酌情从轻情节，即还应当在死缓的基础上再行从轻；原审判决书认定上诉人和李元开是主犯，在具体的量刑判决中，上诉人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李元开为十五年有期徒刑，二者之间过于悬殊，属于各被告人之间量刑失衡，应当依法得到纠正。
2014年1月6日，王云飞律师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交《关于陈孟江等人故意伤害案二审应当开庭审理的辩护意见》说：
陈孟江上诉认为，对被害人实施伤害时，上诉人主动下车叫具体实施伤害的人不要打了，叫他们走了，这一事实应当属于上诉人主动中止犯罪的情形，该中止犯罪的情形，原审判决书却没有认定。这属于“被告人”“对第一审认定的事实提出异议”的情形，该情形足以影响定罪量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被告人、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第一审认定的事实、证据提出异议，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上诉案件下列案件，”“应当开庭审理”之规定，陈孟江故意伤害案的二审，应当开庭审理。
原审法院(2013)红中刑二初字第47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对陈孟江判处的刑罚是“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七条第三款：“被告人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上诉案件，虽不属于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有条件的，也应当开庭审理。”之规定，陈孟江的上诉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提出了异议，并且该案属于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上诉案件，更应当开庭审理。
有鉴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承办法官电话答复还是决定不公开审理，王云飞律师于2014年1月12日提交书面的《刑事上诉辩护词》，为陈孟江提出辩护意见——
首先，原审判决书第19页认定了上诉人陈孟江和被告李元开 “两人在本案中均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就算是“陈孟江的作用明显大于李元开，依法应按其参与组织、实施的犯罪处罚”，在二者之间要有所区别，但比照李元开的十五年有期徒刑，就算要体现“陈孟江的作用明显大于李元开，”上诉人陈孟江的量刑也不至于比李元开重两个档次而判处死缓刑。在原审判决具体的量刑中，上诉人陈孟江被判处的宣告刑是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李元开被判处的宣告刑是十五年有期徒刑，二者之间过于悬殊，明显属于各被告人之间量刑失衡，依法应当得到纠正。
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就算是“陈孟江的作用明显大于李元开，依法应按其参与组织、实施的犯罪处罚”，如果陈孟江仅有投案自首的法定从轻情节，那么比照“两人在本案中均起主要作用，系主犯”的李元开领刑十五年有期徒刑，判处陈孟江死缓刑是适当的，但既然陈孟江还具有酌定从轻的情节，那么就应当在量刑中得到体现，在死缓刑的基础上至少降低一个档次为无期徒刑，这样与李元开的十五年有期徒刑相比，也就不至于失衡，能够切实体现出罪罚相适应原则。由此，本案一审直接判处陈孟江死缓刑，无疑是没有体现酌定从轻情节，违背了《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第二十八条：“无论是法定的还是酌定的量刑情节在量刑时都要有所体现”之规定，因而量刑明显偏重，二审判决应当对其进行纠偏，依法切实体现酌定从轻情节而改判为无期徒刑。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二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云高刑终字第62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认为在共同犯罪中，陈孟江、李元开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其中，陈孟江在犯罪中起组织、指挥作用，应按其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李元开是致死刘本富的主要责任人之一，应对其所参与实施的行为负责。其余被告人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可从轻或减轻处罚。陈孟江、王涛犯罪后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自首，可从轻处罚。经查，陈孟江等人是在被周边居民制止后停止殴打并逃离，亦未采取措施阻止犯罪结果的发生，对陈孟江提出自动中止犯罪的辩解，本院予以驳回。陈孟江的辩护人及上诉人方所提其余上诉理由因原判已根据各被告人在犯罪中的作用、地位、从轻情节及实际赔偿能力作出了罪刑相适应的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上诉人的上诉，本院均不予采纳。另查明，李元开前次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原判认定其为累犯不当，本院予以纠正，鉴于原判已对其处以较轻刑罚，本院不再从轻判处。
由此，因为教训他人，陈孟江只好领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教训他人的代价，改变了自己正常的人生轨迹，而被害人则因喝酒过程中发生争吵，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29号

2018-08

喝酒过程中发生争吵之后的生命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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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以红检刑诉[2013] 98号起诉书指控：
2012年7月的一天，被告人陈孟江与刘本富酒后发生争吵而互殴，此后，准备邀约人报复刘本富。同年8月7日，被告人陈孟江借到屏边新现乡新现街做客之机，邀约被告人高沈学、王涛、李伟、普高四等人，让他们几人分别邀约其他人到屏边报复刘本富。随后，被告人王涛、李伟、普高四等人分别邀约了被告人普发斗、李卜周、李元开、李城云、张文飞、姜绍国、吴绍发和张爱田、曹进书、苏安文、李家斌。陈孟江召集全部人员在蒙自市北大街天桥附近一烧烤摊吃烧烤时具体商量了如何对刘本富实施伤害。当天下午三时许，被告人陈孟江等人乘两辆租借的微型车，从蒙自至屏边新现乡新现街。当日十九时许，陈孟江等人吃完饭后即驾驶微型车在新现街上寻找刘本富。在新现街李进红家门口发现刘本富，经陈孟江指认后，王涛、张文飞、李元开、李城云、姜绍国等人便下车对被害人实施拳打脚踢，并分别用砖头、木架子、跳刀等对刘本富实施伤害，将刘本富打伤后逃离现场。刘本富经抢救无效死亡。经法医鉴定：被害人刘本富系颅脑损伤、肝脏破裂死亡。被告人陈孟江、王涛于2 01 2年8月7日2 0时45分向蒙自市公安局投案。
辩护人李勒都为陈孟江辩护认为：陈孟江没有报复刘本富的主观故意，也没有商量过如何伤害被害人，陈孟江案发后投案自首，建议对陈孟江从轻处罚，判处十年有期徒刑。
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2013)红中刑二初字第47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经审理查明”：
2012年7月的一天，被告人陈孟江与被害人刘本富在屏边县新现街喝酒过程中发生争吵，陈孟江用玻璃杯砸刘本富，把刘本富脸划伤，陈孟江的手也被划伤被旁人劝开，之后陈孟江起意报复刘本富。同年8月7日，陈孟江邀约高沈学、王涛欲借到新现做客之机报复刘本富，并让两人邀约他人参与。随后，王涛邀约了李伟、普高四两人，通过李伟、普高四又分别邀约了普发斗、李卜周、李元开、李城云、张文飞、姜绍国、吴绍发和张爱田、曹进书、苏安文、李家斌。当天中午，陈盂江召集全部人员在蒙自市北大街天桥吃烧烤时商量了如何对刘本富实施伤害，并准备了四把长刀。后陈孟江、高沈学驾驶两辆租借的微型面包车载其余人员从蒙自市来到屏边县新现街，陈孟江等人在新现吃完晚饭后即驾车在街上寻找刘本富，在李进红家门口发现刘本富，经陈孟江指认后，王涛先下车对刘本富进行殴打，随后张文飞、李城云、姜绍国、普高四、普发斗等人也下车用拳脚、砖头、木架子对刘本富进行殴打，李元开用携带的跳刀刺了刘本富腹部两刀，将刘本富打伤后逃离现场返回蒙自市。刘本富被打致颅脑损伤、肝脏破裂，经抢救无效死亡（殁年2 2岁）。陈孟江、王涛于2012年8月7日20时45分向蒙自市公安局投案。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韩树珍系被害人刘本富之母。审理期间，陈孟江、王涛、李伟、普高四、普发斗、高沈学的亲属及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张爱田、曹进书、苏安文，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李家斌的法定代理人范代芬交付民事赔偿款，共计人民币3 3000元到本院。
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陈孟江、李元开、王涛、李伟、普高四、张文飞、李卜周、姜绍国、普发斗、李城云、吴绍发、高沈学无视国家法律，故意伤害他人身体健康，致一人死亡，其行为均已构成故意伤害罪，依法应追究刑事责任。在共同犯罪中，陈孟江首起犯意，邀约他人参与犯罪，并准备作案工具，组织和指挥实施犯罪，李元开用跳刀捅刺刘本富的行为是致刘本富死亡的主因之一，两人在本案中均起主要作用，系主犯，陈孟江的作用明显大于李元开，依法应按其参与组织、实施的犯罪处罚；其余被告入受邀约参与犯罪，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依法应根据各人的作用从轻或减轻处罚；陈孟江、王涛案发后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自首，依法可对两人从轻处罚；李元开、李卜周曾因故意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系累犯，依法应从重处罚。陈孟江、王涛、李伟、普高四、普发斗、高沈学的亲属自愿代其赔付了部分民事赔偿，可酌情对六人从轻处罚。陈孟江经过预谋后邀约十多人从蒙自市乘车长驱赶往屏边县新现街有预谋地对被害人刘本富进行报复，并在公共场所当众对刘本富进行殴打和捅刺，致刘本富死亡，社会影响恶劣，后果特别严重，陈孟江罪行极其严重，论罪应当判处死刑，但尚不属必须立即执行的犯罪分子。公安机关扣押的长刀四把系作案工具，依法予以没收。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陈孟江、李元开、王涛、李伟、普高四、张文飞、李卜周、姜绍国、普发斗、李城云、吴绍发、高沈学犯故意伤害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本院予以采纳。普高四、普发斗、李卜周、李城云、吴绍发在庭审时关于没有打着被害人的辩解，陈孟江及辩护人李勒都关于陈孟江没有报复刘本富的主观故意，也没有商量过如何伤害刘本富的辩解和辩护意见，均与审理查明的事实、证据不符，本院不予采纳；辩护人李勒都关于陈孟江案发后投案自首，建议对其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辩护人韦忠寿关于王涛有自首情节，系从犯，建议对王涛从轻判处的辩护意见，辩护人李林海关于李伟在共同犯罪中系从犯，被抓获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建议对李伟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均符合审理查明的事实和法律规定，合法成立，本院予以采纳。
根据各被告人在本案中的作用、地位，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陈孟江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生；被告人李元开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2013年11月10日，云南红河谷律师事务所王云飞律师，依法接受陈孟江之父的委托担任陈孟江的上诉辩护人，于次日依法会见陈孟江后代书《刑事上诉状》，恳请对原审的偏重量刑予以纠偏，在原审量刑的基础上从轻判处刑罚。
陈孟江上诉认为，在对被害人实施伤害时，其主动下车叫具体实施伤害的人不要打了，叫他们走了，这一事实应当属于其主动中止犯罪的情形，该中止犯罪的情形，原审判决书却没有认定，请求二审对这一事实予以认定；在原审庭审中，公诉人当庭发表的公诉意见说，上诉人应当判至无期徒刑，说明上诉人所犯之罪应当受到的处罚的最高限是无期徒刑，原审判决书判处上诉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明显是罚不当罪，属于量刑偏高，应当依法得到纠偏；原审判决书在认定了上诉人具有自首这一依法可从轻处罚的情节的同时，也认定了上诉人和其他部分被告人的亲属，自愿代上诉人和其他部分被告人赔付了部分民事赔偿这一可酌情从轻处罚的情节，该赔偿款项已经超出了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韩树珍所主张的法定范围内经济损失，足以认定上诉人和其他部分被告人在案发后积极赔偿，然而，原审判决书在判处刑罚时，对上诉人仅仅只是体现了法定从轻情节，即判处死刑的同时缓期二年执行，没有体现酌情从轻情节，即还应当在死缓的基础上再行从轻；原审判决书认定上诉人和李元开是主犯，在具体的量刑判决中，上诉人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李元开为十五年有期徒刑，二者之间过于悬殊，属于各被告人之间量刑失衡，应当依法得到纠正。
2014年1月6日，王云飞律师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交《关于陈孟江等人故意伤害案二审应当开庭审理的辩护意见》说：
陈孟江上诉认为，对被害人实施伤害时，上诉人主动下车叫具体实施伤害的人不要打了，叫他们走了，这一事实应当属于上诉人主动中止犯罪的情形，该中止犯罪的情形，原审判决书却没有认定。这属于“被告人”“对第一审认定的事实提出异议”的情形，该情形足以影响定罪量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被告人、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第一审认定的事实、证据提出异议，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上诉案件下列案件，”“应当开庭审理”之规定，陈孟江故意伤害案的二审，应当开庭审理。
原审法院(2013)红中刑二初字第47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对陈孟江判处的刑罚是“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七条第三款：“被告人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上诉案件，虽不属于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有条件的，也应当开庭审理。”之规定，陈孟江的上诉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提出了异议，并且该案属于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上诉案件，更应当开庭审理。
有鉴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承办法官电话答复还是决定不公开审理，王云飞律师于2014年1月12日提交书面的《刑事上诉辩护词》，为陈孟江提出辩护意见——
首先，原审判决书第19页认定了上诉人陈孟江和被告李元开 “两人在本案中均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就算是“陈孟江的作用明显大于李元开，依法应按其参与组织、实施的犯罪处罚”，在二者之间要有所区别，但比照李元开的十五年有期徒刑，就算要体现“陈孟江的作用明显大于李元开，”上诉人陈孟江的量刑也不至于比李元开重两个档次而判处死缓刑。在原审判决具体的量刑中，上诉人陈孟江被判处的宣告刑是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李元开被判处的宣告刑是十五年有期徒刑，二者之间过于悬殊，明显属于各被告人之间量刑失衡，依法应当得到纠正。
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就算是“陈孟江的作用明显大于李元开，依法应按其参与组织、实施的犯罪处罚”，如果陈孟江仅有投案自首的法定从轻情节，那么比照“两人在本案中均起主要作用，系主犯”的李元开领刑十五年有期徒刑，判处陈孟江死缓刑是适当的，但既然陈孟江还具有酌定从轻的情节，那么就应当在量刑中得到体现，在死缓刑的基础上至少降低一个档次为无期徒刑，这样与李元开的十五年有期徒刑相比，也就不至于失衡，能够切实体现出罪罚相适应原则。由此，本案一审直接判处陈孟江死缓刑，无疑是没有体现酌定从轻情节，违背了《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第二十八条：“无论是法定的还是酌定的量刑情节在量刑时都要有所体现”之规定，因而量刑明显偏重，二审判决应当对其进行纠偏，依法切实体现酌定从轻情节而改判为无期徒刑。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二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云高刑终字第62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认为在共同犯罪中，陈孟江、李元开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其中，陈孟江在犯罪中起组织、指挥作用，应按其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李元开是致死刘本富的主要责任人之一，应对其所参与实施的行为负责。其余被告人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可从轻或减轻处罚。陈孟江、王涛犯罪后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自首，可从轻处罚。经查，陈孟江等人是在被周边居民制止后停止殴打并逃离，亦未采取措施阻止犯罪结果的发生，对陈孟江提出自动中止犯罪的辩解，本院予以驳回。陈孟江的辩护人及上诉人方所提其余上诉理由因原判已根据各被告人在犯罪中的作用、地位、从轻情节及实际赔偿能力作出了罪刑相适应的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上诉人的上诉，本院均不予采纳。另查明，李元开前次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原判认定其为累犯不当，本院予以纠正，鉴于原判已对其处以较轻刑罚，本院不再从轻判处。
由此，因为教训他人，陈孟江只好领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教训他人的代价，改变了自己正常的人生轨迹，而被害人则因喝酒过程中发生争吵，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29号

2018-08

没有被采纳的紧急避险超过必要限度之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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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1月28日20:18新华网文章《云南石屏县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致10死24伤》称，记者从云南省石屏县委县政府了解到，11月27日12时40分左右，国道323线石屏县大桥乡境内发生一辆大客车翻下山坡的道路交通事故，目前，已造成10人死亡，24人不同程度受伤，1人未受伤。
据介绍，该车为红河交通运输集团车辆，系从开远发至普洱的大客车，核定载客36人，实载35人。事故发生后，省、州、县高度重视，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成立相应事故处理领导小组，做好事故处理及善后工作。
石屏县紧急调集县各医院的救护车前往现场救治伤者。目前，24名伤者身份和伤情已初步确定，其中，重伤7名，轻伤17名；1名伤者被转往开远五九医院救治，20名伤者在石屏县人民医院救治，3名伤者在石屏县中医院救治。目前，已有5名省级专家到石屏参加医疗救治工作。
——以上网络新闻中的肇事车辆驾驶员李连杰，二O—O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因涉嫌交通肇事罪被石屏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月二十八日石屏县公安局决定对其取保候审，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经本院批准逮捕，当日石屏县公安局执行逮捕。
石检刑诉[2011]12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李连杰驾驶云GY 0 8 8 9号大型普通客车载三十五人(含被告人)由石屏县客运站发车驶往普洱市，十二时三十八分行至国道32 3线K2 2 5 5+2 1M处时，车辆在与对向车会车过程中，向右驶离路面翻下山坡，造成该车乘车人十人死亡、四人重伤、十一人轻伤、九人轻微伤以及车辆受损的特大交通事故。
经石屏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被告人李连杰承担此事故的全部责任，乘车人无责任。
事故发生后，被告人李连杰在现场等候处理。
被告人李连杰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驾驶机动车与对向车会车时采取措施不当，发生特大交通事故，致十人死亡，二十四人不同程度受伤，情节特别恶劣，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交通肇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2011年5月6日，云南省石屏县人民法院公开进行了附带民事诉讼部分的庭前调解，被告人李连杰、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云南红河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愿意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杨官元、高丽华、张喻、高思颖、高翔、刘金的经济损失，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一、由被告人李连杰、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云南红河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共同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杨官元、高丽华、张喻、高思颖、高翔死亡赔偿金(含被抚养人生活费)、丧葬费等各项经济损失人民币27 8003元。扣除原已支付的人民币l 8003元，被告人李连杰、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云南红河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还应于2011年5月20日前一次性支付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杨官元、高丽华、张喻、高思颖、高翔人民币26 0000元。
    二、由被告人李连杰、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云南红河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共同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刘金检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误工费、营养费、交通费、住宿费、鉴定费、后续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各项经济损失人民币15 0102．3 9元。扣除原已支付的人民币2 0102．39元，被告人李连杰、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云南红河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还应于签收本调解书之日一次性支付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刘金人民币13 0000元。
    三、被告人李连杰、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云南红河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互负连带赔偿责任。
2011年5月11日，石屏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李连杰交通肇事罪一案，被告人李连杰对公诉机关指控自己犯交通肇事罪无异议，并认为自己在事故中受伤后能在现场积极参与救治工作，如实对公安机关作交代，能与云南红河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一起积极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对自己的行为给被害人及其家属带来痛苦，自己极为痛心。请求法庭对自己从轻、从宽判处。
李连杰的辩护人、原云南经峰律师事务所律师、现云南红河谷律师事务所律师王云飞，针对指控发表辩护意见说：
首先，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后，被告人李连杰尽管因为其本人也受伤接受治疗而没有投案自首，但不论是在公安机关侦查过程中，还是在今天的法庭审理中，李连杰都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可以从轻处罚”。
其次，作为车主和驾驶员，我的当事人李连杰所驾驶的客运车辆，不以他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发生了特大交通事故，以至于未能将所有乘客安全运送到目的地，确实给乘客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确实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因此，我的当事人李连杰面对事故的发生，也有过深刻的反思，用其在2010年12月2日接受公安机关讯问时，谈及对这次事故的想法所说：“我对这件事情已经是相当后悔了，只要当时我将车辆及时停下来，也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我的当事人李连杰的这个说法，应当被认定为是其明显的悔罪态度。
第三，乘客杨平有、杨本思、尚美、方成毅、刘金及证人何志影关于事故发生经过的描述，事故现场道路基本情况概览照一、二及中心照，云通司鉴中心(2010)车鉴字第80号《云GY0889号车运动状态分析意见书》的分析鉴定意见，《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笔录》，等等大量在卷证据能够互相验证一致地证实，本案被告人李连杰，是在“遇到”“对向来”的赣C74202大型货车、在弯道且路面潮湿的情况下超其同向的何伟兵的云G39082货车的“紧急情况下”，因“避让”在弯道且路面潮湿的情况下超车的赣C74202大型货车而发生交通事故的。石检刑诉（2011）12号起诉书，跟随《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对本案交通事故的经过及原因分析和责任认定，单纯认定为李连杰的“车辆在与对向车会车过程中，向右驶离路面翻下山坡”，忽视了“对向来”的赣C74202大型货车，在弯道且路面潮湿的情况下超其同向的何伟兵的云G39082货车、被告人正是避让该赣C74202大型货车才右打方向这一关键事实。
第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三条第四项的明确规定，机动车行经弯道不得超车；赣C74202大型货车在弯道且路面潮湿的情况下超车，显然属于违法超车，被告人避让该违法超车的车辆而导致翻车事故的发生，应当属于紧急避险超过必要的限度所致交通事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紧急避险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被告人李连杰因避让违法超车的对向车辆而发生交通事故，应当获得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第五，经过法庭调查已经查明，被告人李连杰的车辆在交通事故发生时还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第三者责任保险的有效期限内，被告人李连杰的车辆挂靠在红交集团开远分公司且该公司占有10%的股份，被害人获得的保险赔偿和从该公司获得的赔偿的绝大部分，应当视为李连杰的自愿赔偿，尤其是被告人自始至终对其发生的交通事故能够做到如实陈述，具有明显的认罪、悔罪态度。由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范围问题的规定》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意见》第23条的规定，应当将被害人已经获得合理的赔偿、李连杰认罪和悔罪，作为对其酌定量刑的情节给予考虑。
2011年5月24日，石屏县人民法院作出(2011)石刑初字第24号刑事判决书，经审理查明：
2010年11月27日，当日ll时许，由高静驾驶云GY 0889号大型普通客车从开远市(途经石屏县)驶往普洱市。被告人李连杰继续驾驶云GY0889号大型普通客车(车辆所有人登记为云南红河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载35人(含被告人李连杰在内)，从石屏县客运站发车驶往普洱市。12时38分许，车辆行驶至石屏县境内国道323线K2255+21M处下坡转弯路段时，被告人李连杰对路面情况观察估计不足，在遇对向来车会车过程中，采取向右打方向实施紧靠道路北侧边缘通行的处置措施不当，未能确保行车安全，致使车辆右前轮碾压损坏北侧路肩，致右前轮偏离路肩驶向路外，车身向右过度倾斜失控侧翻滚540°后停于北侧的山坡上，造成该客车乘车人车建安、何会云、周亚连、崔茂睁、张春明、许响雷、高静、周均碧、杨小保、张菊芬l0人经抢救无效死亡，并致彭桥银、杨红林、张汉江、刘金4人受重伤，致王飞、钟娜、杨学丽、吴发俊、白继红、田忠富、李琼芬、李创林、李晓梅、李万文、方成毅11人受轻伤，致被告人李连杰及乘车人李保福、聂燕波、杜世观、杨平有、何雄、杨本思、孔令福、尚美9人受轻微伤的道路交通事故。石屏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人李连杰承担此事故的全部责任，乘车人车建安等共计34人不承担此事故责任。案发后，被告人李连杰在肇事现场参与救治，并接受公安民警的询问，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作了如实供述。
另查明，事故发生后，肇事车辆所有人云南红河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已分别与死者车建安、何会云、周亚连、崔茂睁、张春明、许响雷、周均碧、杨小保、张菊芬的家属，及伤者王飞、白继红、李创林、聂燕波、李万文、方成毅、李保福、杜世观、杨平有、何雄、杨本思、李万福达成赔偿协议，并作了兑现，计支付人民币339 6164．19元；对伤者彭桥银、杨红林、张汉江、刘金、钟娜、杨学丽、吴发俊、田忠富、李琼芬、李晓梅、孔令福、尚美、李连杰预支了医疗费、鉴定费等人民币计92 6997．12元。在被害人高静家属及伤者刘金就本案事故产生的经济损失向本院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告人李连杰、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云南红河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已与被害人高静的家属、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杨官元、高丽华、张喻、高思颖、高翔及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刘金自愿达成赔偿协议，对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作了总计人民币42 8105．39元(含预付部分)的一次性赔偿，并已兑现。
石屏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李连杰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在驾驶大客车与对向车会车时采取措施不当，造成乘车人10人死亡、4人重伤、11人轻伤、9人轻微伤的特大交通事故，并负此事故的全部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至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一)项“交通肇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一)死亡二人以上或者重伤五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的规定，被告人李连杰的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公诉机关对其指控的罪名成立。案发后，被告人李连杰在肇事现场积极参与救治，并接受公安机关的询问，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作了如实供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第一条第三款“交通肇事后保护现场、抢救伤者，并向公安机关报告的，应认定为自动投案，”的规定，被告人李连杰在本案中具有自首情节，可以从轻处罚。
被告人李连杰积极与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云南红河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共同赔偿被害人高静的家属、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杨官元、高丽华、张喻、高思颖、高翔及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刘金的经济损失，得到被害人高静家属的谅解，可对其酌定从轻处罚。辩护人王云飞认为被告人李连杰向右打方向的行为属“紧急避险”的意见，与法律的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于是，李连杰被判决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零九个月。
29号

2018-08

你贪她“内部销售”的便宜，她贪你的商铺购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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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四年四月一日，泸西县人民检察院作出泸检公诉刑诉[2014)59号起诉书，指控李翠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的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起诉书指控称：二〇一〇年六月至二〇一二年一月期间，被告人李翠萍因欠别人钱无法归还，便虚构某局内部销售商铺的事实，将某局已经出租的临街铺面出售给姚源、梁明光二人。骗取了姚源购房款59万元，以付租金形式付给了姚源13.6万元、尚欠姚源购房款45.4万元未归还；骗取了梁明光购房款23万元，以付租金形式付了梁明光18 000元，还款2万元，尚欠梁明光19.2万元未归还；骗取姚晶晶购房款35万元，案发后已超额退还（退还50万元）。并承诺由卖方帮助办理房产证。在交款后，姚源、梁明光多次催问办房产证情况，李翠萍以各种理由推脱。二〇一三年三月，姚源到泸西县某局了解后，才知道某局没有对外出卖商铺。后姚源、梁明光多次找被告人李翠萍所要购房款，李翠萍一直没有把归还给姚源、梁明光。二〇一四年一月六日，姚源、梁明光到泸西县公安局经侦大队报案。
    2014年5月29日，泸西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被告人李翠萍当庭认罪说：开始是因为我买了套房子，后来我用钱手散就向人家借钱。借条上写的钱是包含利息的，但是不属实。利息有2000元、3000元的。后来因为我许诺给他们高额利息，四、五年下来就还不上了。我当时和姚源他们谈商铺没想过要骗他们，我现在认识到是在骗他们了。我想过要赔他们钱了。我赔过姚晶晶两次钱了。我认为我还差他们的钱，在我服刑后会赔他们的。我借来的钱用来赔其他人了，拆东墙补西墙。梁明光他们是我亲戚，梁明光的我只是收到现金13万元。我最后一次给姚晶晶钱的时间是2013年3月还是4月我记不得了，我多给她的15万元是因为她打电话给我说要去我们单位闹，这15万元不是利息。鸡街的房产是我妈他们的，是我自己拿的房产证，我妈他们不知道。我没有办理过抵押登记。我现在后悔了，知道错了。
云南红河谷律师事务所王云飞律师，作为李翠萍的一审辩护人为之辩护说：
首先，经法庭调查表明，本案被告人李翠萍在接到公安机关电话后，由其父亲陪同主动到公安机关接受讯问，这一事实足以证明被告人李翠萍系主动到案，并非起诉书所列证据《到案经过》所说是“拘传”到案；泸西县公安局泸公（经）诉字(2014)3号起诉意见书载明“李翠萍到案后积极配合工作，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李翠萍的犯罪事实虽被发觉，但是在“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接到公安机关电话就自动到案，到案后如实供述了其犯罪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李翠萍在本案中具有“自首”这一法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情节。
    其次，本案被害人姚源、梁明光、姚晶晶的陈述等在卷证据，以及法庭调查表明的事实，足以印证被告人李翠萍诈骗的是近亲属的财物，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二款：“诈骗近亲属的财物，确有追究刑事责任必要的，具体处理也应酌情从宽。”之规定，被告人李翠萍具有酌情从宽情节。
    第三，起诉书载明，被告人李翠萍行骗的原因系“欠别人钱无法归还”，其行骗之后，在案发之前，客观上已经以拆东墙补西墙的手段归还了被害人部分款项，尤其是刑事案件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证明，李翠萍在案发前近9个月的2013年4月8日，就还清姚晶晶的房款，并且多还了15万元，退赔款项总额占到了行骗总金额的57. 6%，其主观上还是有要归还的意图，这应当是酌情从轻的情节之一。
    第四，本案案发后，被告人李翠萍不论是在接受讯问还是在今天的庭审中，都一直认罪态度较好，就是在我先后两次会见中，都具有真诚的悔罪之心，以泪洗面表示自己走错了路，愿意接受法律的制裁，到案后能够积极配合工作，其悔罪表现明显，依法应当对其酌情从轻处罚。
    第五，本案在卷事实表明，被告人李翠萍行骗所得，用于偿还了“欠别人的钱”，其清偿的债务利息远远超过了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这些债务显然属于非法债务，这些债务及其利息，以及多给付姚晶晶的15万元，明显属于不当得利，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之规定，应当依法追缴。

    根据上述事实与理由，辩护人建议对李翠萍减轻处罚，处以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具体的量刑理由与事实如下：
    一，根据《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四、常见犯罪的量刑”（七）诈骗罪1 (3)之规定，达到数额特别巨大20万元起点，建议量刑起点为10年：根据诈骗罪2(3)“诈骗数额特别巨大以上每增加20000元，可以增加一个月至两个月刑期”之规定，以及其行骗金额超过数额特别巨大起点97万，建议确定基准刑为起点刑10年加48月计14年。
    二，被告人李翠萍属于“己被司法机关发觉，但”“尚未受到调查谈话、讯问、未被宣布采取调查措施或者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投案构成自首”，根据《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三、常见量刑情节适用”12“自首”之(2)的规定，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
    三，李翠萍在行骗的过程中，客观上已经归还了被害人被骗的财物，退赔金额占骗取金额的57. 6%，根据《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三、常见量刑情节适用”16“退赃退赔”之(2)的规定，可以按全部退赃的比例适当减少基准刑，建议减少基准刑30%；
    四，李翠萍诈骗的对象是近亲属，依法应酌情从宽，建议减少基准刑10%
    五，李翠萍悔罪表现明显，依法应酌情从轻，建议减少基准刑lO%。
    六，根据《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二、量刑的基本方法”“2.量刑情节调节基准刑的方法”“(2)具有多种量刑情节的，根据各个量刑情节的调节比例，采用同向相加、逆向相减的方法确定全部量刑情节的调节比例，再对基准刑进行调节。”之规定，李翠萍的确定基准刑建议为14年一【(14年×30%)+(14年×30%)+(14年×10%)+（14年×10%）】2.8年即2年9个月。
    有鉴于本案被告人李翠萍所犯罪行系侵财类犯罪，犯罪情节较轻，有明显的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被害人系其亲属，宣告缓刑对其所在单位及社区不会产生重大的不良影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二条之规定，对李翠萍宣告刑可以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
    二Ｏ一四年六月二十四日，泸西县人民法院作出（2014）泸刑初字第73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李翠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的方法，骗取私人财物人民币64.6万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应依法处罚。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李翠萍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李翠萍主动到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系自首，可依法减轻处罚。辩护人关于李翠萍主动到案，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系自首，认罪态度较好，有悔罪表现的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其余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李翠萍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已缴纳4600元，剩余15400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4年1月7日起至2022年1月6日止）
    二、继续追缴犯罪所得人民币64.6万元。
      一审宣判后，李翠萍依法提出上诉称：原审在量刑时只体现“自首”这一法定从轻、减轻情节，对于上诉人“认罪态度较好，有悔罪表现”这一酌定从轻情节却没有任何体现，由此导致量刑偏重，依法应当予以改判。此外，原审判决书对于“不予采纳”的“其余辩护意见”，没有说出“不予采纳”的任何理由，如此不讲理的“不予采纳”，显然有失公平，依法应当予以纠正。
2014年8月25日，云南红河谷律师事务所王云飞律师，作为李翠萍的上诉辩护人提交书面辩护意见称：
    首先，一审法庭审理已经查明，上诉人李翠萍具有“自首”这一法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情节；其诈骗的是近亲属的财物，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二款：“诈骗近亲属的财物，确有追究刑事责任必要的，具体处理也应酌情从宽。”之规定，具有酌情从宽情节；其在案发之前，客观上已经手段归还了被害人部分款项，尤其是还清了姚晶晶的房款，并且多还了15万元，主观上有要归还的意图，酌情从轻的情节；其不论是在接受司法机关的讯问还是在一审的庭审中，都一直认罪态度较好，有真诚的悔罪之心，时常以泪洗面表示自己走错了路，愿意接受法律的制裁，到案后能够积极配合工作，悔罪表现明显，具有又一个依法应当酌情从轻处罚的情节。
    其次，根据上述事实，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李翠萍的量刑仅仅只是体现了自首这一法定从轻或减轻的情节。
    1，一审法院认定李翠萍骗取私人财物64.6万元，根据《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四、常见犯罪的量刑”（七）诈骗罪1 (3)之规定，达到数额特别巨大20万元起点，量刑起点为10年；根据诈骗罪2(3)“诈骗数额特别巨大以上每增加20000元，可以增加一个月至两个月刑期”之规定，李翠萍行骗金额超过数额特别巨大起点44.6万元，依法应确定的基准刑=起点刑10年+（44.6万元÷2万元×1至2个月=22.3至44.6个月）=计11.85年至13.71年。
    2，根据《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三、常见量刑情节适用”12“自首”之(2)的规定，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其基准刑=11.85年至13.71年－30%=8.295年至9.59年，一审判决书判处李翠萍8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刑，显然是据此量刑，如果李翠萍仅有自首这一法定从轻、减轻情节，如此量刑并无不当，可是，李翠萍还有其他依法应当从宽、酌情从轻的情节，也应当在量刑中得到体现。
    第三，《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三、常见量刑情节的适用”明确规定：“量刑时要充分考虑各种法定和酌定量刑情节，根据案件的全部犯罪事实以及量刑情节的不同情形，依法确定量刑情节的适用及其调节比例。”“本意见尚未规定的其他量刑情节，也要予以考虑，并确定适当的调节比例。”据此，原审法院对上诉人的量刑明显不当，二审依法应当予以再行从轻改判。
    1，根据《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二、量刑的基本方法”“2.量刑情节调节基准刑的方法”“(2)具有多种量刑情节的，根据各个量刑情节的调节比例，采用同向相加、逆向相减的方法确定全部量刑情节的调节比例，再对基准刑进行调节。”之规定，上诉人李翠萍的基准刑，还应当根据该《实施细则》“三、常见量刑情节适用”16“退赃退赔”之(2)的规定，可以按全部退赃的比例适当减少基准刑，建议减少基准刑20%；
    2，李翠萍诈骗的对象是近亲属，依法应酌情从宽，建议减少基准刑10%
    3，李翠萍悔罪表现明显，依法应酌情从轻，建议减少基准刑lO%。
上述还应当充分考虑的酌定量刑情节而减少的基准刑比例“同向相加、逆向相减”为40%，加上原审考虑的自首而减少的30%，对李翠萍的量刑应当在11.85年至13.71年基准刑的基础上减少70%，即11.85年至13.71年－70%=3.56年至4.11年。由此，原审判决对李翠萍判处有期徒刑8年明显畸重。
    二〇一四年九月三日，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红中刑一终字第99号刑事裁定书，认定原判已根据被告人李翠萍的犯罪事实、情节和性质，充分考虑其认罪态度和悔罪表现，作了减轻处罚，量刑并无不当。李翠萍上诉认为原判量刑偏重，要求减轻处罚的意见及辩护人认为原判只考虑李翠萍的自首情节，未考虑积极退赃、认罪、悔罪的酌定从轻处罚情节，量刑偏重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原判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文中人名均为化名，如有雷同请勿对号入座）
29号

2018-08

赔不出来就告他以合伙之名行诈骗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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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8日16:09:49云南网讯（记者李伟华通讯员丁绍鸿张暇）：近日，记者了解到，个旧市公安局经侦大队通过网络预警平台进行周密布控，使2名重大诈骗犯罪嫌疑人踪迹显现，并被经侦民警抓获归案，为受害单位挽回经济损失19万元。
据悉，2008年4月至8月期间，今年46岁出生四川省攀枝花市的犯罪嫌疑人白某某在个旧做生意，以个旧市清源汇隆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法人的名义，与昆明锦睿锦经贸有限公司签订了盐酸产品购销合同，白某某在收到锦睿锦经贸有限公司发给的价值34万元的货物后，支付了部分货款。超过双方约定的付款时间后，昆明锦睿锦经贸有限公司才发现他们的合同对象已携款潜逃。昆明锦睿锦经贸有限公司发现情况后个旧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报案，民警通过调查，发现锦睿锦经贸有限公司被骗损失19万元。
2009年10月间，出生开远市的犯罪嫌疑人李某某冒用雀巢公司云南分公司红河州业务经理的名义，在个旧市招摇撞骗，他诱骗个旧蒋某某、吴某某和张某某3人与其达成合伙经营雀巢公司产品协议，引诱3人投资入股10万元，后来也携款逃匿。
个旧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在接到受害人报案后，迅速将两起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列为网上追逃对象上网布控。两名犯罪嫌疑人分别在四川攀枝花市和昆明市被民警抓获，追缴回赃款19万元。
——以上网络新闻中的李某某实名为李红明，网络新闻中被抓其实已经是第二次了。
李红明为了达到其非法占有蒋某某、刘某某等人财物的目的，隐瞒其早已于2009年7月递交辞职报告、2009年8月初离开雀巢公司云南分公司的事实，于2009年10月中旬到个旧，虚构其系雀巢公司云南分公司红河州业务经理的身份，邀约蒋某某、刘某某合伙到建水县开设建水雀巢专卖店，负责长期发展雀巢品牌建水所有业务的总代理。连续三次行骗到手十一万元现金后，李红明再次虚构事实说，租金高不是问题，开起雀巢专卖店来，他可以向雀巢公司申请房租补助金每月1000—2000元。于是，刘某某、蒋某某租了建水县临安路464号门面。然而，一直蒙受李红明欺骗的刘某某、蒋某某，听从李红明的安排，由蒋某某到建水县工商局注册了个体工商营业执照名为腾达商行后，安排人员对所租门面进行了装修。2009年10月31日，刘某某、蒋某某与李红明约定，由李红明汇款到蒋某某帐户号贰万伍仟元，用于缴付装修、租铺面、电脑、设备购置等，李红明于11月12日汇入五千元后，一直以“很忙，不在红河州为理由”不履行约定义务，就是对刘某某、蒋某某早已经签字的三人合伙经营协议书，也找了多次借口及转移话题不在协议上签字，只是于11月16日发了大约几仟元的货品到铺面上。此后，从2009年11月18日开始，李红明的手机接连十多天，一直在呼叫转移中，或者就是关机、正在通话等，刘某某、蒋某某几经周折，终于在同年12月2日，托昆明朋友找到了雀巢公司云南分公司电话，于是由刘某某打电话到雀巢公司云南分公司，公司告诉了负责人姓吴的电话，刘某某打通了吴经理的电话，吴经理说李红明2009年7月就递交辞职报告，2009年8月初已离职。由此，蒋某某、刘某某这才醒悟到被诈骗，于当日向个旧市公安局经济侦查大队口头报案，之后于2009年12月7日，根据要求将12月3日形成的报案材料，递交给个旧市公安局经济侦查大队正式报案。12月10日下午，刘某某、蒋某某在开远市查到了李红明的落脚处，打电话向110报警并配合开远市西城派出所民警将李红明抓获，当晚由开远市警方移交个旧市公安局经济侦查大队。然而，李红明却于次日下午被释放。
2009年12月12日下午，李红明主动找到蒋某某、刘某某面谈后，在《赔偿损失协议书》上签名按印，认可了其诈骗蒋某某、刘某某钱财的事实。其后，李红明不能实现承诺，于2010年1月1日向刘某某、蒋某某提交《赔偿损失协议书延期履行保证书》并签字按印。可是，李红明早已经挥霍了其诈骗到手的财物无法返还，其一次又一次对刘某某、蒋某某作出的承诺根本无法实现，刘某某、蒋某某只好于2010年4月15日，聘请原云南经峰律师事务所律师、现供职于云南红河谷律师事务所的王云飞，据实代写《刑事控告书》，再次向个旧市公安局报案，控告李红明以合伙之名行诈骗之实。个旧市公安局于2010年5月20日立案后，将李红明列为网上追逃对象上网布控，于同年6月26日9时20分许，在昆明市铁路大厦531号房，经审查比对后抓获李红明，并对其依法进行刑事拘留。2010年8月2日，个旧市人民检察院作出个检刑不捕（2010）36号不予批准逮捕书，以证据不足为由，不予批准逮捕李红明，李红明由此第二次被释放。
2011年6月17日，原云南经峰律师事务所律师、现供职于云南红河谷律师事务所的王云飞，依法接受刘某某、蒋某某的委托，代理提起刑事自诉认为：公安机关以合同诈骗立案并对被诉人李红明依法拘留后，检察院作出了不予批准逮捕的决定，本案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三项：“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之规定的自诉案件，也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项规定的“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自诉案件”，即“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已经作出不予追究的书面决定的案件。”
2011年8月23日，个旧市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刘某某、蒋某某刑事自诉李红明诈骗罪一案，王云飞律师发表代理词说：
首先，被告人李红明冒用“雀巢公司红河业务主管”的身份，以合伙经营为由，在达成合伙经营协议前后，骗取自诉人投资款挥霍、赌博的行为，已经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诈骗公私财物”、“数额巨大”的规定，构成诈骗罪，李红明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定罪科刑。
诈骗，是指虚构实施或隐瞒真相，使被害人由此产生错误认识，从而作出行为人希望的财产处分。诈骗罪的特征，就在于行为人主观上是出于故意，并且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行为人实施了诈骗行为，诈骗财物数额较大。
在本案中，被告人李红明故意隐瞒其早已于2009年7月13日递交《辞职信》、同年7月31日正式辞职离开雀巢公司昆明分公司的事实，虚构其系“雀巢公司红河业务主管”的身份，利用其虚构的雀巢公司红河业务主管的身份，以邀约自诉人蒋某某、刘某某合伙到建水县开设建水雀巢专卖店、负责长期发展雀巢品牌建水所有业务的总代理为幌子，在达成合伙经营协议前后，骗取自诉人投资款进行挥霍、赌博，由此，明显体现出了被告人李红明以非法占有自诉人财物的犯罪动机。
以下事实与理由，足以证实被告人李红明在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自诉人“财物的目的”：
1、公安机关诉讼证据卷第110—123页雀巢公司昆明分公司2010年5月13日《情况说明》及其附件材料证实，被告人李红明早已于2009年7月13日递交《辞职信》、同年7月31日正式辞职离开雀巢公司昆明分公司，可是，李红明故意隐瞒了这一事实，仍然以“雀巢公司红河业务主管”的身份，于同年10月中旬到个旧邀约自诉人蒋某某、刘某某合伙到建水县开设建水雀巢专卖店，负责长期发展雀巢品牌建水所有业务的总代理。
2、在合伙经营协议达成之前，被告人李红明虚构事实说，办理雀巢专卖店需要45天的时间，才能把所有的货品上完，如果要做，就要尽快把雀巢代理进货款壹拾伍万元汇给雀巢公司，他自己雀巢入股刚把钱入了，现在身上没有钱，要求自诉人刘某某借给其现金壹万元。李红明编造事实骗取信任，以所谓借款的方式让自诉人刘某某产生错误认识处分财产，从而达到了非法占有自诉人一万元现金的目的。
3、在合伙经营协议达成之前，被告人李红明就利用手机发给自诉人刘某某、蒋某某内容为“雀巢公司红河业务主管李红明办理业务工商银行卡号6222022507000636144”的短信，编造各种事实与理由使自诉人产生错误认识，达到了李红明希望自诉人处分财产、转款4万元到其个人账户的目的。
4、在合伙经营协议达成之后，被告人李红明又打电话给自诉人刘某某、蒋某某，虚构事实说他自己已经再次汇了人民币两万元到雀巢公司，要求自诉人刘某某、蒋某某各转三万元到其指定的“雀巢公司红河业务主管李红明办理业务工商银行卡号6222022507000636144”账户，使自诉人再次产生错误认识，达到了李红明希望自诉人处分财产、转款6万元到其个人账户的目的。
5、公安机关诉讼证据卷第98、99页李红明《牡丹灵通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证实，被告人李红明在骗取自诉人信任，使自诉人产生错误认识，达到了其希望自诉人处分财产、银行转款10万元至其个人账户的目的后，及时以多次、零星取出的方式，将每一笔自诉人转的款项尽数取出，在实际上完成了占为己有，这足以表现出其“具有非法占有”自诉人“财物的目的”的犯罪动机。
6、被告人李红明诈骗得逞后，采取更换手机号的手段隐匿联系方式携款逃匿，在其被昆明市公安局北京路派出所抓获接受讯问时，抱着逃避法律制裁的心理，以其“跟他人的债务纠纷，他们可能联系不上我就把我告了”为掩盖，不如实交待其采取欺骗手段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事实情况，进一步暴露了其从始至终具有非法占有自诉人财物的目的。
被告人李红明在客观上实施了诈骗行为、骗取了自诉人的财物数额巨大。在本案中，被告人李红明采取隐瞒其辞职离开雀巢公司的事实真相，冒用“雀巢公司红河业务主管”的身份，以邀约自诉人合伙开专卖店负责长期发展雀巢品牌建水所有业务的总代理为幌子，骗取自诉人信任后，通过借款，以及发手机短信告知“雀巢公司红河业务主管李红明办理业务工商银行卡号6222022507000636144”账户，使自诉人产生错误认识而银行转款后，及时以多次、零星取出的方式，将每一笔自诉人转的款项尽数取出占为己有等手段，完成了非法骗取自诉人投资款的诈骗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的规定，“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数额巨大”，被告李红明通过实施犯罪非法占有自诉人财物数额累计11万元，显然属于数额巨大。
其次，本案被告人李红明的罪行从自诉人发现后，其一直抱有逃避法律责任的侥幸心理，直到被公安机关抓获，在实质上没有应有的认罪态度。
1、2009年12月10日下午，开远市西城派出所民警将被告人李红明抓获，移交个旧市公安局经济侦查大队，经初步调查询问于次日释放后，虽然被告人李红明与自诉人签订了《赔偿损失协议书》认可了其诈骗自诉人钱财的事实，但其出尔反尔违背承诺，尤其是在出具了《赔偿损失协议书延期履行保证书》后，隐匿联系方式逃避责任。
2、个旧市公安机关作出立案决定并将被告人李红明列为网上追逃对象上网布控，经昆明市公安局北京路派出所民警抓获被告人李红明后，其在接受昆明公安机关讯问时，依然没有起码的认罪态度，以其“跟他人的债务纠纷，他们可能联系不上我就把我告了”为掩盖，不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
3、被告人李红明历经被依法羁押获得释放后，毫无悔罪改过之心，从未主动与自诉人联系过，更未主动赔偿过哪怕一分钱，尤其是频繁更换电话号码隐匿联系方式，企图逃避应有的法律责任，就是在自诉立案后，被告人李红明也一直毫无悔过之心，没有对自诉人做过任何请求谅解的表示。
第三，除了前述犯罪数额巨大外，被告人李红明的诈骗罪行还具有“情节特别严重”的法定情形。被告人李红明的诈骗数额在10万元以上，造成了自诉人房租及屋内设备、装修及添加设备投资，扣除店铺转让费开支剩余款3 8000元、李红明偿还2 4000元，还有共计5 5000元损失的严重后果，具有赌博、“挥霍诈骗的财物，致使诈骗的财物无法返还”的情形，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款第五项、第六项、第八项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
综上事实和理由，被告人李红明骗取自诉人财物的行为，已经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构成诈骗罪，其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定罪科刑；被告人李红明的罪行从自诉人发现后，其一直抱有逃避法律责任的侥幸心理，直到被公安机关抓获，在实质上没有应有的认罪态度；被告人李红明的诈骗罪行除了犯罪数额巨大外，还具有“情节特别严重”的法定情形，恳请审判长、审判员根据本案案情，结合李红明在庭审中的认罪态度，对其进行适当的量刑。
第四，本案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三项规定的“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百零三条的规定，本案不适用调解。有鉴于此，本案的民事赔偿问题，根据被告人李红明在其诈骗行径暴露后出尔反尔、毫无诚信的种种表现，自诉人方也不再主张调解。有鉴于被告人李红明在其骗取自诉人财物后多次隐匿联系方式逃避责任等种种表现，恳请及时对其采取强制措施，然后根据被告人庭审后、宣判前自愿赔偿的程度和赔偿诚意的大小，依法作为量刑情节给予酌情考虑。
2011年12月15日，王云飞律师与刘某某、蒋某某一起，按通知到达刑事审判庭，听取了主审法官的解释、说明及建议，即合议庭根据开庭审理查明的事实并报经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李红明构成合同诈骗罪，按照其涉案金额应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不符合自诉案件的受理范围，加之为了避免袁玉立等相类似的受害人在本案之后另行控告，建议由刘某某、蒋某某申请撤诉的同时，由法院发出司法建议移送公安并协调公安、检察院，与袁玉立等被害人被李红明诈骗的情形一并立案作公诉处理。于是，刘某某、蒋某某于次日申请撤回自诉。
2012年5月3日，李红明因涉嫌合同诈骗罪被逮捕，这是他第三次被抓。这一次，他为自己以合伙之名行诈骗之实的犯罪行为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2012年10月23日，个旧市人民检察院以个检刑诉( 2012)122号起诉书，指控李红明犯诈骗罪，向个旧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李红明于2009年8月至10月期间虚构是雀巢公司云南分公司红河州业务主管，诱骗袁某某、蒋某某、刘某某投资，骗取对方人民币计134451. 62元。被告人李红明的行为巳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庭审中，公诉人建议对被告人李红明在有期徒刑4至6年之间量刑。
被告人李红明辩解其是雀巢公司云南分公司红河州业务主管，没有虚构，已供货给对方，并赔偿对方部分款项，与对方的行为不是诈骗，请求依法判处。辩护人雷彬提出被告人李红明犯诈骗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3月份袁某某付款时被告人李红明是雀巢公司的员工，李红明没有欺骗，与袁玉立、蒋凌平、刘玉荣之间的关系是债务纠纷，不是诈骗，而且被告人李红明有自首情节。
个旧市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1、2009年8月，被告人李红明虚构自己是雀巢公司云南分公司红河州业务主管，能够便利提供雀巢咖啡货源的事实，诱骗被害人袁玉立在蒙自市投资雀巢专营店，骗取其人民币计7 0000元。
2、2009年10月，被告人李红明虚构自己是雀巢公司云南分公司红河州业务主管，能够便利提供雀巢咖啡货源的事实，诱骗被害人蒋某某、刘某某在建水县投资雀巢专营店，骗取其人民币计64451. 62元。
综上，被告人李红明2次共计骗得人民币134451.62元。
2012年12月13日，个旧市人民法院作出(2012)个刑初字第247号刑事判决书，认为被告人李红明以非法占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巨大的私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成立，证据充分，定性准确，本院予以确认，建议对被告人李红明在有期徒刑4至6年之间量刑恰当，本院予以采纳。被告人李红明及辩护人雷彬辩解李红明的行为不构成诈骗是债务纠纷的理由与查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辩第二百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个旧市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李红明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零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罚金限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缴纳。
29号

2018-08

取得被害人谅解可从轻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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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凌晨零时三十分许，黄胜和刘玉成等人开车回租住的建水县临安镇某生活小区，因回来的太晚，黄胜、刘玉成与门卫高某及住户魏建明发生口角。黄胜便打电话叫被告人钟发明过来帮忙，钟发明开车拉着胡松林等人赶到后，钟发明、黄胜、刘玉成、胡松林一起对魏建明实施殴打，蔡文见状来劝架也被打伤。姚奇得知妹夫魏建明被打后过来看，来到生活小区门口时与黄胜发生冲突，又被钟发明、胡松林、刘玉成等人打伤。经法医鉴定，魏建明、姚奇伤情为轻伤，蔡文伤情为轻微伤甲级。
案发后，被告人黄胜、胡松林、钟发明与被害人魏建明、姚奇、蔡文双方自愿达成了赔偿协议，并已按协议进行了赔偿。
庭审中，担任黄胜辩护人的云南经峰律师事务所王云飞律师，发表辩护意见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条规定的罪刑相适应原则，本案被告人黄胜在共同犯罪中只应对其所犯罪行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1、在公安机关一次询问之后的先后五次讯问中，黄胜前后一致供述其只是参与致伤了被害人魏建明，并且只是在看到刘玉成等人“在围着胖子拳打脚踢”，就“过去用脚蹬了胖子腰部两、三脚”，“用钢管朝胖子背部打了三、四下”，本案被告人黄胜的致伤行为不是直接导致魏建明伤害后果的形成因素。根据（2009）180号活体伤情检验鉴定书的记载，被害人魏建明的伤情鉴定为轻伤，系因其“左右手掌”“体表挫伤面积已超过体表面积的6%”，也就是说，导致魏建明的伤情程度是左右手掌体表挫伤，而黄胜打着段建伟的背部、腰部不会造成魏建明左右手掌挫伤。2、本案被告人黄胜在公安机关供述其给另案处理的钟发明打电话时说，其“在电话中告诉他”其“和人吵架，让他过来帮忙”；“因为当时和对方吵架，只有”其和“刘玉成两个男的，对方有三个男的，叫几个朋友过来，万一打起架来也不会吃亏”。由此证实，本案被告人黄胜打电话给钟发明等人的目的，不是要帮忙打架而是要帮忙吵架，是为了防止在吵架中“万一打起架来”吃亏才打电话邀约朋友的，并且“因为吵起来后，对方的声音大，我们喝着酒，一时冲动就打了”，本案被告人黄胜打电话、“一时冲动就打了”的主观恶性较小。3、被害人姚奇的伤情与黄胜的行为没有关系，大量在卷证据证实，黄胜在被姚奇先动手打着后，因被派出所副所长“立即上前拉开”而没有还手的机会。姚奇的伤害后果，是因为姚奇本人先骂并且先动手打了黄胜的挑衅行为，引发黄胜的朋友动手所致，被害人黄胜作为知法、执法的国家公职人员，其行为具有明显的重大过错，该过错是其致伤的诱因。事实表明，本案被告人黄胜依法不应对姚奇的伤害后果负责。
本案被害人魏建明本人具有一定过错，这应当作为对黄胜量刑给予酌情考虑的因素。魏建明本人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的陈述说，其“觉得可能是因为”其“一开始说了他们一句，声音大了点，他们就叫人来打我了”。本案被告人黄胜在公安机关的供述说，“他一来就对我们说：‘你们给是要k她？’，因为我们都没有说着这句话”，“就和那个男的吵起来”，事实表明，被害人魏建明大声说“你们给是要k她？”，具有一定的挑衅情绪，因而对发生打架有一定的过错。
本案被告人黄胜在犯罪后具有明显的好的悔罪表现，依法应酌情从轻处罚。不论是在公安机关询问及其之后共五次讯问中，还是在我依法会见时，以及在刚才的法庭调查中，本案被告人黄胜都能够始终一致地供述其主要犯罪事实，并且表示愿意接受法律的制裁，对执行拘留说“没有意见”，对执行逮捕也说“没有”意见，表示愿意对被害人予以赔偿，“将来一定要好好表现，不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好好考虑了。”案发后，本案被告人黄胜的父母积极与伤者联系，代替黄胜自愿对民事赔偿与伤者达成了一致协议，给予了伤者充分的赔偿，这应当视为黄胜具体的悔罪表现，依法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本案被告人黄胜不仅在作案时未年满18周岁，就是到今天开庭审理也未年满18周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条，必须“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执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对其“适用刑罚，应当充分考虑是否有利于”其“教育和矫正”，对其量刑应当“充分考虑”其“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次犯罪、犯罪后的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因素”。
钟发明的辩护人在庭审中发表辩护意见说：
本案被告人钟发明在实施故意伤害犯罪行为的过程中，依法具有酌情从轻处罚的如下情节应当予以考虑：钟发明是在朋友与人发生口角而接到电话叫帮忙的情况下参与犯罪，其犯罪具有情绪化特征，其主观恶性相对较小；被害人姚奇的伤害后果，是因为姚奇本人先骂并且先动手的挑衅行为所引起的群殴所致，被害人自己有一定过错。
本案被告人钟发明以前未受到司法机关刑事处罚，系初犯，其案发后认罪态度较好，具有明显的悔罪表现，依法应酌情从轻处罚。钟发明在被抓获后接受首次讯问时，就如实交代了其主要犯罪事实，其后的多次供述，都能做到一致性认罪供述，就是在今天的法庭审理中，也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认罪态度比较好，尤其是同意其亲属委托已其他被告人亲属与被害人一方达成协议作出赔偿，明显属于其悔罪的实际表现。
本案法定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属于轻微刑事案件，被害人已经得到赔偿而不再提起民事诉讼，被告人钟发明确实具有酌情从轻情节，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
建水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黄胜、胡松林、钟发明共同故意实施侵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致两人轻伤，一人轻微伤，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及罪名成立。被告人黄胜作案时不满十八周岁，依法应当从轻处罚。案发后被告人方与被害人方双方自愿达成赔偿协议，被告人方已向被害人方赔付各种经济损失人民币8 4800元，取得了被害人方的谅解；三被告人在庭审中能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且系初犯、偶犯，可对三被告人从轻处罚，且适用缓刑以后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对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合理部分本院予以采信；公诉机关的量刑意见适当，本院予以采纳。
由此，被告人黄胜、胡松林、钟发明均被依法判决犯故意伤害罪，黄胜、胡松林均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钟发明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缓刑三年。
（本文涉案人员均为化名）
29号

2018-08

受邀胁从犯罪被从轻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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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010年4月21日红河州法律援助工作管理局援指字【2010】第47号指派通知书、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2010）红中刑初字第116号指定辩护函，云南红河谷律师事务所王云飞律师（原经峰律师事务所律师）担任赵永参与故意杀人案的一审辩护人。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7年5月，被告人李忠昆与李忠德因李忠德建盖金平县马鞍底街五台山宾馆大门而发生争执，被告人李忠昆便对李忠德怀恨在心，指使被告人冯文贵邀约被告人杨小煮、张小军对李忠德进行报复。
同年ll月1日凌晨2时许，被告人李忠昆邀约被告人赵永，与被告人冯文贵、杨小煮、张小军在其家里准备钢管、手铐等作案工具后窜至马鞍底五台山宾馆，由被告人李忠昆、赵永在宾馆大门处负责监视和观察李忠德，被告人冯文贵、杨小煮、张小军进入该宾馆206房间内用钢管击打、手铐铐住李忠德之妻杨国俊的双手致杨国俊死亡后，由被告人张小军看守杨国俊，被告人冯文贵、杨小煮下楼与被告人李忠昆、赵永会合。被告人李忠昆即带领被告人冯文贵、杨小煮、赵永进入李忠德夫妇住宿楼卧室内，被告人李忠昆、冯文贵、杨小煮用钢管击打睡在床上的李忠德，致李忠德死亡后，被告人李忠昆、冯文贵、杨小煮、赵永共同将李忠德尸体用床单、棉被包裹抬于楼下，被告人冯文贵、杨小煮又返回宾馆206房间与被告人张小军一起将杨国俊的尸体抬下楼，由被告人李忠昆在李忠德卧室内搜获的一皮包内拿出钥匙打开李忠德停放在楼下的曙光牌越野汽车(牌号云G 76352)门，五名被告人共同将李忠德、杨国俊的尸体抬进后备箱内，由被告人李忠昆安排被告人冯文贵驾驶其摩托车在前面引路，其余被告人乘坐被告人李忠昆驾驶的越野车到金平县勐桥乡大滩电站斜对面后，被告人李忠昆打开杨国俊手上的手铐，并撬掉车牌照并扭弯后丢入汽车后备箱内，然后启动车子，开着车灯、挂上前进档跳出车门，让车子自行冲入红河水中。
2009年5月7日，被害人李忠德、杨国俊的尸体(尸骨)在金平县勐桥乡大滩电站斜对面上游100米处红河内被人发现并打捞上岸。经法医鉴定：被害人李忠德、杨国俊的死亡原因为他杀。
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及抓获经过证实：2007年11月1日8时1 0分许，李正娅电话向金平县马鞍底边防派出所报称，她父亲李忠德、母亲杨国俊和自家一辆“曙光”牌柴油越野汽车失踪，请调查处理。2009年5月7日，在金平县勐桥乡大滩电站斜对面上游100米处红河内发现一辆汽车，后打捞时发现该车内有两具尸体及物品，经DNA鉴定和李正娅辨认，确认该车及物品系李正娅父母李忠德、杨国俊生前所有，两具尸体为李忠德、杨国俊。经公安民警侦查，发现李忠昆、冯文贵、杨小煮、张小军、赵永有重大犯罪嫌疑。公安民警于2009年10月27日，在金平县马鞍底乡政府办公楼三楼楼梯口处将被告人李忠昆抓获归案；同日，在云南省文山州广南县城关宾馆306房间内抓获被告人冯文贵；在金平县勐桥乡石头寨村抓获被告人张小军。次日，在马鞍底乡马鞍底街道文化站对面小农贸市场路口抓获被告人赵永。同月29日，在个旧市鸡街收费站一辆货车上抓获被告人杨小煮。
现场勘查笔录、提取笔录、辨认笔录、指认笔录及照片证实：第一现场位于金平县马鞍底乡马鞍底街五台山宾馆206房间，被告人冯文贵、杨小煮、张小军指认打死杨国俊的作案地点与该现场一致；    第二现场位于李忠德夫妇住宿楼卧室，被告人李忠昆、冯文贵、杨小煮、赵永指认打死李忠德的作案地点与该现场一致；第三现场位于金平县勐桥乡大淮电站斜对面上游100米处(河口县内地界)红河内，经启用吊车和人工打捞，打捞了一辆汽车、两块牌照(该牌照呈扭曲状，牌照固定孔已损坏)、一条黑色男式裤子(裤内有一块骨头)、一条床单、一条电热毯、一个枕头、一条长内裤、一只毛拖鞋、一张保险卡(被保险人系李忠德)、散落的尸体软组织、一具不完整的尸体，经李正娅辨认，确认在第三现场提取的物品均系其父母李忠德、杨国俊失踪前穿戴在身上和五台山宾馆、李忠德、杨国俊卧室内床上使用的物品。
法医物证鉴定书证实：l号尸体与李忠德卧室内枕头、内墙壁上的暗红色斑迹、卧室内牙刷、刮胡刀上的基因分型一致。2号尸体与五台山宾馆206房间内提取的毛发、暗红色斑迹、该房间内蓝色塑料袋、南窗帘上提取的暗红色斑迹、该房间内电视插座旁提取的暗红色斑迹的基因分型一致，与杨国俊女儿李正娅及杨国俊母亲均具有亲缘关系。李忠德卧室内枕头、内墙壁上提取的暗红色斑迹与李忠德卧室内牙刷、刮胡刀上的基因分型相同。
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及照片证实：经检验，被害人杨国俊死亡现场遗留杨国俊的血，且呈喷溅和擦拭状血迹，分析杨国俊应受外力的作用，且造成开放性创口。从被害人杨国俊尸体和现场缺失的棉被等物及从河内打捞出来的车辆后备箱内发现，被害人杨国俊颈部套有衣服形成的一闭合性圆圈，故被害人杨国俊的死亡方式为他杀。结合被害人李忠德死亡现场遗留李忠德的血，且呈喷溅状血迹，现场棉被和枕头等缺失物在捞出来的车辆内发现，分析被害人李忠德应受外力作用，且造成开放性创口，死亡原因最大可能为颅脑损伤合并机械性窒息死亡，故被害人李忠德的死亡方式为他杀。
证人马某某证言证实：2007年11月1日12时许，她打开五台山宾馆206房间准备打扫卫生时，发现电视柜前地面上有三滴血迹；第二、三张床之间地面上有水和女人的头发，床上床单露在外面部分沾有血迹；第三张床上枕头不见，有被搬动的痕迹；第一张床上的棉被不见。后她向老板娘(杨国俊)的姑娘(李正娅)说了此事。
证人杨某某证言证实：2009年5月的一天，他在蔓耗至河口公路13公里下面的红河里摸到一块人的骨头，后他又把该骨头丢入红河里。
证人李某证言证实：2007年11月1日，他听李正娅说李忠德夫妇失踪。2009年4月29日，金平县勐桥乡石洞村罗勇打电话说大滩电站上面200米左右红河内发现一辆汽车，已打捞出两道车门和车顶。同年5月8日，从江川阳光潜水俱乐部请来专业潜水员，次日又找来一辆吊车将红河内的汽车吊起来，经核对车架号、发动机号和牌照号，发现该辆车是李忠德的那辆越野汽车。
证人李某某证言证实：2007年11月1日凌晨2时45分至3时许，他在马鞍底街李海平家烧烤摊上吃东西时，看见李忠德的越野车从村委会往乡政府方向开去，但没有看清驾驶该车辆的人是谁。
证人王某某(赵永之妻)证言，证实2007年10月31日晚，赵永从家里出去，过了几天才回家，不知道去什么地方。
    证人李某某、冯某某、赵某某、罗某某证言证实：2009年9月，冯文贵在文山州广南县对李某某说，“我在金平县马鞍底与人打架，金平县公安局正找我，所以我跑来广南找你。”2007年12月的一天，冯某某拉木薯到河口县的路上听杨小煮说“有人叫我做过一件事情，从做那件事后做什么事都不顺，赚不到钱。”后来，冯某某还听冯文贵、张小军说过“在马鞍底杀了人。”2007年12月的一天，赵某某在金平县勐桥乡石头寨小学听冯文贵说“我大哥叫我到马鞍底杀了一个人。”2007年的一天(具体时间记不清)，罗某某在河口县新街乡至金平县勐桥乡石头寨的路上看到张小军穿新衣服，便问张小军是不是卖了谷子买的，张小军说，“经冯文贵介绍，我和一个姓杨的帮大老板在马鞍底五台山宾馆将马么(李忠德)夫妇杀害后，把车子和尸体丢到红河里。是大老板拿钱给我买的，以后有什么事情大老板都会帮我们。”但当时张小军没有说大老板是谁。
    证人丁某某(李忠昆前妻)、李某某、杨某某、徐某某证言证实：2007年5、6月期间，李忠昆与李忠德因李忠德在建盖五台山宾馆大门发生争执，后经派出所和乡政府调解解决。证人徐某某证言还证实，2007年九九重阳节前一天，李忠昆在马鞍底街牛肉馆说要找人收拾李忠德，他问李忠昆为什么要收拾李忠德时，李忠昆叫他不要管。证人丁某某证言还证实，李忠昆有手铐和一把双面匕首。2001年的一天，她与李忠昆吵架，李忠昆曾用一副白色的手铐铐住她的左手。
   证人杨某某、黄某某、黄某证言证实：2007年5月的一天，李忠昆对杨某某说李忠德家五台山宾馆的大门堵着自家的门，指使杨某某邀约人撬烂五台山宾馆大门，杨某某即邀约黄某某、黄某等人撬烂五台山宾馆大门。
    被告人李忠昆供述：2007年5月，他与李忠德因李忠德建盖五台山宾馆大门之事而发生争执，便指使冯文贵邀约杨小煮、张小军“教训”李忠德。同年l l月1日凌晨2时许，他邀约赵永后，与冯文贵、杨小煮、张小军在其家里准备钢管和两副手铐后窜至马鞍底乡李忠德家五台山宾馆，由他和赵永在宾馆大门外等候，冯文贵、杨小煮、张小军以开房间为由进入宾馆。过了一会儿，他听见李忠德妻子杨国俊“啊、救命!”的声音，并看见冯文贵、杨小煮从宾馆二楼下来去李忠德夫妇住宿楼二楼卧室，他和赵永随后赶到李忠德夫妇卧室内，看见李忠德已被打死在床上，他即从冯文贵手中拿过一个皮包，并从包内拿出汽车钥匙下楼打开李忠德停放在楼下的汽车门，后他们共同把李忠德、杨国俊的尸体抬进后备箱。随后，他驾车至金平县勐桥大滩电站斜对面红河边，将汽车档位挂在第五档位打开大灯，并把作案工具钢管、手铐、皮包及皮包内的手机丢进红河内后，又将越野汽车和李忠德、杨国俊夫妇尸体投入红河。作案后，他给了被告人冯文贵、杨小煮、张小军每人人民币500元。过了几个月，他在个旧市给被告人杨小煮、张小军每人人民币800元。
   被告人冯文贵、杨小煮、张小军供述：2007年5月的一天，李忠昆指使冯文贵邀约杨小煮、张小军教训马鞍底五台山宾馆老板李忠德。同年11月1日凌晨2时许，李忠昆在其家里对他们和赵永说要教训李忠德夫妇后，指使他们以开房间住宿为由，将李忠德夫妇分开再动手，并拿人民币100元给冯文贵。后他们携带钢管、手铐、白手套等作案工具窜至马鞍底街五台山宾馆大门，由李忠昆、赵永负责观察监视李忠德，他们以要住宿为由，进入宾馆值班室。当李忠德之妻杨国俊打开宾馆206房间给他们住宿时，冯文贵说不会使用房间内的饮水机，杨国俊低头开饮水机，冯文贵即用手捂住杨国俊的嘴并用钢管击打杨国俊头部致杨国俊倒地，杨国俊大声呼救，杨小煮、张小军用钢管击打杨国俊头部，冯文贵、杨小煮用两副手铐将杨国俊双手反铐，共同用2 0 6房间内的床单、棉被等物将杨国俊包裹，擦拭血迹，后由张小军看守杨国俊，冯文贵、杨小煮下楼与李忠昆、赵永会合。李忠昆即带领冯文贵、杨小煮、赵永进入李忠德夫妇卧室内，李忠昆、冯文贵、杨小煮分别用钢管朝睡在床上的李忠德击打(当时赵永把门，没有动手)，并用被子、衣服等物包裹李忠德，后共同将李忠德抬于楼下，冯文贵、杨小煮又返回宾馆206房间与张小军一起把杨国俊抬下楼。后李忠昆打开车门，共同把李忠德、杨国俊装进汽车后备箱内，李忠昆安排冯文贵驾驶摩托车在前面引路，杨小煮、张小军、赵永坐李忠昆驾驶的汽车拉李忠德、杨国俊尸体至金平县勐桥乡大滩电站斜对面上游l00米处(河口县地界)后，李忠昆调整好汽车方向(未熄火)，打开杨国俊手上的手铐，撬掉车牌照并扭弯后丢入汽车后备箱内，开着车灯，将作案工具钢管、手铐、手套及李忠德、杨国俊夫妇的两部手机丢入红河中，又挂上前进档跳出车门让汽车载着李忠昆、杨国俊的尸体冲入红河。作案后，李忠昆给了他们每人人民币500元。杨小煮、张小军还供述，作案后过了几个月的一天，他们两人以要买衣服为由，在个旧市向李忠昆要钱，李忠昆给了他们每人人民币800元。
   被告人赵永供述，2 0 0 7年1 0月3 1日2 2时许，他在李忠昆家看见冯文贵、杨小煮、张小军，李忠昆便邀约他一起去教训李忠德。次日凌晨2时左右，李忠昆分发了每人一节钢管、一双白色手套(当时还看见李忠昆手拿一副手铐)后，他们五人到马鞍底街李忠德家五台山宾馆大门处，他和李忠昆在大门处等候，冯文贵、杨小煮、张小军进入宾馆内。过了一会儿，听见李忠德妻子杨国俊的呼救声后，他和李忠昆走到宾馆值班室附近，看见冯文贵、杨小煮从宾馆二楼下来，李忠昆问冯文贵和杨小煮“是否搞定了?”文贵说“搞定了，但下手重了!”李忠昆就说“快去整李忠德。”他和李忠昆、冯文贵、杨小煮即跑到李忠德夫妇住宿楼进入卧室，李忠昆、冯文贵、杨小煮便用钢管朝睡在床上的李忠德击打，李忠昆在卧室内翻着一个黑色小提包，后他们共同将李忠德的尸体抬到楼下，冯文贵、杨小煮又返回宾馆二楼与张小军一起把杨国俊的尸体也抬到楼下，由李忠昆从黑色提包内拿出钥匙打开车门，他们共同将李忠德、杨国俊的尸体抬进后备箱内后，李忠昆就说“你们等一会，我骑辆摩托车来。”过了一会儿，李忠昆骑一辆摩托车回来，并安排冯文贵骑摩托车在前面引路，他和杨小煮、张小军坐李忠昆驾驶的汽车将李忠德、杨国俊夫妇尸体拉到金平县勐桥乡大滩电站斜对面上游100米处(河口县地界)处，李忠昆即调整好汽车方向(车未熄火)，并打开杨国俊手上的手铐，撬掉车牌照并扭弯后丢入汽车后备箱内，开着车灯，挂上前进档，一手扶住方向盘(人在地面上)，让汽车冲入红河，后李忠昆又指使他和冯文贵、杨小煮、张小军将作案工具钢管、手铐、手套及李忠德、杨国俊夫妇的两部手机和充电器丢入红河。随后，李忠昆从李忠德夫妇卧室搜获的包内拿出钱(当时数数有人民币3 000多元)，抽出其中300元给冯文贵作路费(因摩托车坐不下五个人)后逃离。后来，他们在个旧交通宾馆会合，李忠昆给了冯文贵、杨小煮、张小军各500元。
庭审中，王云飞律师辩护说：被告人赵永是经两次被邀约才参与到犯罪，系本案从犯，认罪态度好，建议根据罪行相适应原则从轻处罚。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2010年8月2日（2010）红中刑初字第11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李忠昆、冯文贵、杨小煮、张小军、赵永无视国家法律，被告人李忠昆不正确处理与李忠德之间的矛盾，为泄私愤，邀约并指使被告人冯文贵、杨小煮、张小军、赵永杀害李忠德、杨国俊夫妇，五名被告人的行为均构成故意杀人罪。且犯罪情节特别恶劣，手段特别残忍，后果特别严重，依法应予严惩。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李忠昆、冯文贵起主要作用，是本案主犯，依法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杨小煮、张小军、赵永起次要作用，系本案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处罚。在本案中，被告人冯文贵、赵永关于李忠德、杨国俊夫妇被抬上汽车时还没有死的辩解及被告人杨小煮、张小军关于李忠德、杨国俊夫妇被抬上汽车时，杨国俊还没有死的辩解，均与查明的事实不符。被告人李忠昆、冯文贵、杨小煮、张小军关于对附带民事诉讼没有赔偿能力的辩解理由，不能作为减免其赔偿责任的依据。指定辩护人王云飞关于被告人赵永是受人邀约参与犯罪，系本案从犯，认罪态度好，建议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成立。
（2010）红中刑初字第11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李忠昆关于他看见被告人冯文贵、杨小煮从宾馆206房间下来走去李忠德夫妇卧室后，他和赵永赶到李忠德夫妇卧室内，看见李忠德已被打死在床上；车门钥匙是从冯文贵手中拿的供述，与被告人冯文贵、杨小煮、张小军、赵永能够互相印证的供述不符，因而不能成立。
（2010）红中刑初字第11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人李忠昆、冯文贵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被告人杨小煮有期徒刑十五年、张小军十年、赵永六年；由五被告人    连带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因被害人李忠德、杨国俊死亡后发生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元、打捞费、车辆损失费共计人民币62 3952元。
29号

2018-08

同学怨恨的生命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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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河州人民检察院于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作出红检刑诉[2008]241号起诉书后，原云南南经峰律师事务所律师、现云南红河谷律师事务所律师王云飞依法接受红河州某中专学校学生万龙绅的父母的委托，于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向各被告人家属发出《代为承担赔偿责任以争取被告人获得刑事从宽处理敦请书》说：
“鉴于人死不能复生，不论怎么处罚被告人的罪行，都不能换回万龙绅年轻有为的生命，经由万龙绅亲属特别授权，我依法敦请你们亲属代被告人尽力承担赔偿责任，让被告人能够有一个获得从宽处理的机会。不论你们能够赔偿的金额是多少，都是代被告人赎罪的心愿，只要真正尽到了自己的力量就行。如果你们有此心愿，请在收到本敦请书之日起十日内，准备好赔偿资金与我联系接收事宜，我以一个律师的尊严向你们承诺，在开庭审理时陈情说明被告人已经赔偿的法定从轻情节。”
除了被告人谢永兴家属对《敦请书》作出回应，并且在第一次开庭审理后赔偿过一万元，其余被告人家属对此均装聋作哑。
在2009年2月2日第一次开庭审理中，王云飞律师发表刑事控诉代理意见说：
被害人万龙绅病历资料表明，其右头部有明显肿胀、青紫伤痕，右侧颧、面部有散在皮肤擦挫伤痕；由此导致《尸体检验鉴定书》表明需要解剖检验而右侧颅骨有８㎝×７㎝骨质缺损，这些事实证实了被害人万龙绅头右部确实有伤，该伤与被告人谢永兴、董涛当庭一致指证和证人王燕证词、杨学武曾经供述一致的、岳倬名用啤酒瓶砸了万龙绅头右部的事实吻合。因此，岳倬名用啤酒瓶砸过被害人万龙绅头右部的事实客观存在，被害人万龙绅的致命伤为岳倬名所为的证据确实、充分，至于说岳倬名一直否认用啤酒瓶砸伤被害人的头部，以及其辩护人所言无据证实啤酒瓶来源、去向，恰好说明了被告人岳倬名的供述避重就轻，并未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
岳倬名不存在自首情节，其辩护人关于岳倬名自首的辩护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１）岳倬名是在得到公安机关的通知，也就是“传唤”的情况下，才到公安机关接受讯问的，这不属于自动投案。所谓自动投案，是指犯罪事实或犯罪嫌疑人未被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的主动、直接投案，而岳倬名的到案，是在公安机关发觉其犯罪并且传唤的情况下到案的，这不属于自动投案。（２）岳倬名虽然得到通知就到了公安机关，但是他并没有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反而避重就轻自始至终否认用酒瓶砸过被害人头右部这一关键的犯罪事实，而对于其用酒瓶砸被害人头右部的事实，另两名同案被告人自始至终供述一致并当庭指证，以及证人王燕的证言，都能够互相验证一致地证实，并且该事实与病历资料表明的被害人头右部有青紫、肿胀的伤痕相互吻合。面对一系列形成证据链的证据，岳倬名还在当庭否认其关键的犯罪事实，不仅不属于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而且属于认罪态度恶劣的表现。（３）认定自首，必须依法同时具备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这两个要件，缺一不可，岳倬名一个要件都不具备！
四被告人自始至终没有明显的悔罪表现！本代理人在公诉机关提取公诉后，曾经致函各被告人亲属《代为承担赔偿责任以争取被告人获得刑事从宽处理的敦请书》，各被告人的亲属签收后，就是到开庭了，也没有明确的表示。就是在开庭审理中，各被告人都没有一点对被害人的明确的悔罪表示，反而是出现了翻供迹象，如当庭陈述与在公安机关的供述发生严重矛盾。
就附带民事诉讼部分，王云飞律师发表代理意见说：四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给被害人亲属造成的经济损伤巨大，依法应当全额赔偿。被害人作为在校学生参加了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其赔偿标准应当按照城镇居民的赔偿标准计算。四被告人给被害人亲属造成了巨大的精神损害，与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即索赔额，无疑是其犯罪后果严重的表现，只有四被告人尽力给予赔偿，才对其犯罪后果有所减轻，从而也由此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二〇〇九年三月二十七日，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函告红河州人民检察院，涉嫌本案的被告人岩罕香、郭华的行为已涉嫌故意伤害罪，应提起公诉。二〇〇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红河州人民检察院作出红检刑诉[2008]241号附l号起诉书，补充起诉被告人岩罕香、郭华犯故意伤害罪，二〇〇九年五月五日第二次公开开庭审理本案。二〇〇九年六月十一日，红河州中级法院作出(2009)红中刑初字第l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如下：
2008年5月9日晚，被告人董涛、谢永兴、岳倬名、杨学武、岩罕香、郭华和邓健全(绰号：小大，在逃)等人在蒙自县昭忠路“福满楼”KTV二楼一包房内喝酒唱歌。期间，被告人岩罕香让被告人郭华邀约董涛等人去吓唬曾与岩罕香发生口角的被害人万龙绅，并带被告人董涛等人到另外一间包房指认了被害人万龙绅。23时许，被告人董涛见被害人万龙绅站在二楼楼梯口处，便从包房内提了一空啤酒瓶过去用手揪住被害人万龙绅的头发将其拖至“福满楼”KTV一楼大厅旁左侧一巷子内。被告人谢永兴和邓健全对被害人万龙绅拳打脚踢，被告人董涛用手中的空啤酒瓶砸在被害人万龙绅的头部，致酒瓶破裂。万龙绅的同学马文浩前来劝阻时，遭被告人董涛、谢永兴殴打。被告人岳倬名、杨学武二人在一楼大厅内听到啤酒瓶被打碎的声音后，就跑到巷口查看，看到董涛等人在殴打被害人万龙绅、马文浩，二名被告人便上前与邓健全一起朝被害人万龙绅腰背部等多个部位踢了数脚，随后与被告人董涛、谢永兴等人分乘两辆出租车逃离现场。被害人万龙绅随后被送往红河州滇南中心医院进行治疗，经治疗无效于2008年8月17日死亡。经法医检验鉴定：被害人万龙绅系外伤导致严重颅脑损伤不可逆转，最终因呼吸循环衰竭死亡。
2008年6月5日15时许，公安机关将犯罪嫌疑人谢永兴抓获；2008年6月18日20时许，公安机关将犯罪嫌疑人董涛抓获。2008年6月6日11时许，公安机关通知红河州某中专学校保卫科，由保卫科通知嫌疑人岳倬名、杨学武、岩罕香、郭华到公安机关，四人到后交待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公安机关随后将其刑事拘留。
在庭审中，被告人岩罕香、郭华对邀约他人殴打万龙绅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但辩称：他们只叫董涛等人去教训万龙绅，并没有叫他们打死万龙绅，事后赔偿了相应的医疗费(岩罕香赔偿了人民币2500元；郭华赔偿了人民币5000元)，现他们在校读书，要求从轻处罚。
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董涛、谢永兴、岩罕香、岳倬名、杨学武、郭华无视国家法律，共同故意伤害他人身体，并致一人死亡，其行为均已构成故意伤害罪。被告人董涛在犯罪中系致死被害人万龙绅的直接凶手；被告人谢永兴积极实施伤害行为，作用较大；被告人岩罕香首起犯意，邀约他人作案，依法应对其三人予以严惩。被告人岳倬名、杨学武、岩罕香、郭华在公安机关通知后即到公安机关，并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系自首，可依法对被告人岳倬名、杨学武、郭华减轻处罚，对被告人岩罕香从轻处罚。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万洪文、陈实秀的关于由六名被告人赔偿丧葬费、死亡补偿金、医疗费的诉讼请求合理，符合相关法律的规定，但应根据六名被告人的赔偿能力，并结合本案实际情况，依法酌情判处。六名被告人共同伤害被害人万龙绅致死，应共同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第六十七第一款、第四十八条、第三十六条、第五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被告人董涛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谢永兴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岩罕香有期徒刑十五年，被告人岳倬名有期徒刑六年，被告人杨学武有期徒刑六年，被告人郭华有期徒刑四年，判令被告人董涛、谢永兴、岩罕香、岳倬名、杨学武、郭华连带赔偿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万洪文、陈实秀经济损失人民币l7 0000元。
知悉被告人上诉后，王云飞律师建议万龙绅的父母也对刑事附带民事提起上诉，并代书上诉状说：原审判决书既然说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诉讼请求合理，符合相关法律的规定，就依法应当判令被上诉人承担完全的民事赔偿责任。尽管说原审判决书“根据六名被告人的赔偿能力，并结合本案实际情况，依法酌情判处”，但是不能酌情判丢了上诉人将近一半的诉讼请求金额。六被上诉人中各人的赔偿能力不同，赔偿能力大一些的被上诉人就应当多赔偿一些，只有尽力作出赔偿，才能对其刑事法律责任酌情从轻。比如说，岳倬名亲属就有比较好的赔偿能力，但其自始至终都对赔偿采取生硬态度，原审判决书对岳倬名的民事判决过轻、刑事判处更轻，没有体现将民事赔偿作为量刑因素考虑的原则。因此，恳请上诉审法院依法判令六被上诉人连带赔偿原告经济损失的绝大部分，同时审慎对待被上诉人刑事上诉的侥幸推责！
29号

2018-08

死口终无对证辩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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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寻求到死口能够对证辩冤的时侯，被害人何伟之母谢左仙及其陪同的亲属数人，2010年4月16日再次约见到云南经峰律师事务所王云飞律师说：“如果我儿子真是在打架中被杀死，那是他没有本事，可是我们家属一致认为他没有得到过动手的机会，地上没有一点血迹，说明我儿子不是在地上被杀死的？”
办理了特别授权委托代理手续后，有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关于被害人不服刑事判决只有五天时间请求抗诉的规定，王云飞律师及时代书并领着当事人送交了《提请抗诉申请书》。
2010年4月20日，王云飞律师代为送交了其代书的《刑事附带民事上诉状》，上诉人诉称：
“一刀创口通达胸腔致左肺破裂，一刀创口通达胸腔刺入心脏，居然还能地上没有血迹，居然还能神话般做出打开车门、弯腰爬进车身低矮的奇瑞轿车、坐到驾驶位、弯腰伸手打开手刹、伸手扭动电门钥匙、伸腿踩下油门发动汽车驶离现场81米等一系列动作”。“被上诉人无据验证的如此口供这一孤证，居然被原审公诉指控和原审判决书一致认定，这其中有无重大隐情，恳请上级法院明察秋毫。”
4月27日收到决定不予抗诉的4月19日红检刑抗答（2010）4号《抗诉请求答复书》，何伟亲属遭遇了“山重水复疑无路”。
接到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法官阅卷通知的电话，王云飞律师及时前往查阅、复制原审有关材料后，同样产生了单纯就案论案而“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感觉。
于是，王云飞律师联系上从事刑事公诉多年的老朋友进行客观分析，在聊天中一语惊醒梦中人：“何不查一查被告人的社会背景，也许是一个突破点。”
马不停蹄反转案发当地，进行了必要的社会调查取证工作后，王云飞律师决心让死口对证辩冤。不论死口有无对证辩冤的时候，只要极尽人谋，就顺承天意吧！
朦胧中，看见一个身着铠甲盔帽的古代战士，手拄权杖裸露小腿立于清澈流淌的水边的青石板上，用一只手弯腰低头捧水渴饮，他刚刚要完成直起身子的动作，他的背后钻出来一个壮汉，一把抓住他头盔上的红樱用力后扯，结果整个人体后仰倒插于水中。
“手段太残忍了，如此恶劣情节，怎么才判十五年徒刑？”一句清晰的话语声后，醒来已经天大亮了。
于是，王云飞律师匆匆离家回到平时工作的蒙自，一气呵成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上诉代理词》、《不予抗诉决定申诉书》特快专递省检察院控告申诉处、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主办法官——
原审庭审笔录第7页（原审卷第33页）原告代理人说：“家属协商赔偿，是在村委会主持下的。当时张国梅没有参加协商，两个原告人没有得到赔偿。”
原审庭审笔录第8页（原审卷第34页）原告代理人说：“赔偿协议上国梅的签字，可以通过鉴定来认定。”
原审庭审笔录第8页（原审卷第34页）原告（张国梅）说：“我没有签字，何伟人（的）父亲没有权利代表两个小孩。”
不论是公诉指控还是法院认定“何伟下车击打何沅宸一拳，被何沅宸用手挡开，当何伟向车内退时，被告人何沅宸用随身携带的一把杀猪刀朝何伟的胸部连刺两刀，何伟被刺驾车驶离现场81米后车撞到路边的砖堆上，后何伟死于车内”，都明显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1、被告人在案发当日即2009年5月21日16时43分至2009年5月21日19时19分第一次接受讯问时供述说（公安侦查卷第一卷25页）：“何老大刚从他的车门那儿伸出一只脚，我就从我的摩托车上下来，就用刀朝他肚子戳了一刀还是两刀我记不得了。然后他就坐上他的车往前跑，跑出50米左右然后就撞在路的又（右）边（回金马方向）好像是一堆沙上，然后我就骑着我的摩托车往金马方向走了”。这里，并没有“何伟下车击打何沅宸一拳，被何沅宸用手挡开，当何伟向车内退”的半点迹象。
2、被告人在案发次日即2009年5月22日14时55分至2009年5月22日16时53分第二次接受讯问时供述说（公安侦查卷第一卷30页）：“他停下之后，把车门打开，一只脚伸下车来，我右脚落地左脚从摩托车的坐垫跨过来，右手持刀就戳向何老大，我的摩托车就倒在地上，是戳着一刀还是两刀我记不清，何老大关了车门开车及往金马方向跑，开出五、六十米这个样撞在一堆沙这儿，沙前边有些大砖，我把摩托车扶起来骑着就一直到金马客运站”。在这里，依然没有“何伟下车击打何沅宸一拳，被何沅宸用手挡开，当何伟向车内退”的半点迹象。
3、红公（泸）勘【2009】078号《现场勘验检查笔录》第二页（公安侦查卷第二卷129页）记载：“尸体”“呈坐姿仰面状，双手自然下垂，曲放于两大腿外侧”；泸公刑鉴尸字【2009】7号《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载明：“尸体位于”“车内驾驶座位上，尸体呈坐势，背紧靠座椅，头稍后仰，尸体前东后西，双上肢自然下垂，双下肢呈坐势弯曲”。这些记载足以证实，2009年6月4日9时15分至2009年6月4日10时22分被告人何沅宸第三次接受讯问，即在被宣布执行逮捕前后截然不同的供述纯属谎言：“当时离得比较近我们，他就伸手过来打我，我右手拿着刀，我就用左手去挡了下，我见他往车里退我怕他拿什么伤着我就拿刀戳了他一刀还是两刀，他开着车就跑掉”。一个在地上被刺肺和心脏各致命一刀“开着车就跑掉的人”，其死后的尸体根本就不会如此“双手自然下垂，曲放于两大腿外侧”或“尸体呈坐势”“仰面状”。
4、既然何伟向车内退时被用杀猪刀朝胸部连刺两刀后驾车驶离现场81米后车撞到路边的砖堆上，那么其死后的尸体就一定不会“头稍后仰，”更不会“双上肢自然下垂，双下肢呈坐势弯曲”，因此，不论是公诉指控还是原审法院认定，根据被告人何伟第三次接受讯问的供述，得出“何伟下车击打何沅宸一拳，被何沅宸用手挡开，当何伟向车内退时，被告人何沅宸用随身携带的一把杀猪刀朝何伟的胸部连刺两刀，何伟被刺驾车驶离现场81米后车撞到路边的砖堆上”的事实，根本就成立不了。如果真如其所言，那么何伟的尸体就一定会因“车撞到路边的砖堆上”而头低垂，决不是“头稍后仰”呈“仰面状”，其“双手自然下垂，曲放于两大腿外侧”决然做不到。
5、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公安侦查卷第二卷第150页照片第14页的照片“车内驾驶位上的男性尸体”表明，死者何伟死后的头并非只是“稍后仰”，其头明显就是后仰靠于靠椅顶部，其张着的嘴里流出了血，“双手自然下垂，曲放于两大腿外侧”，这决然不是“何伟被刺驾车驶离现场81米后车撞到路边的砖堆上”所能形成的！
被告人何沅宸没有“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其“我见他往车里退我怕他拿什么伤着我就拿刀戳了他一刀还是两刀，他开着车就跑掉”等供述，与上述《现场勘验检查笔录》、《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载明的客观事实不相符合。其在被宣布逮捕时，改变其“投案”时的原有供述说“当时离得比较近我们，他就伸手过来打我”，“我就拿刀戳了他”；原审庭审中何沅宸又进一步改变其“投案”时的原有供述说，“何伟打电话给我说找人来收拾我。他来是先是打我一拳，我怕才用刀刺了他两刀”，夺他时何伟“在地上了”。一个先后两次改变供述，自始至终没有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的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其所谓投案自首依法根本就不能成立。
原审法院认定何伟有“吵打”这一“一定的过错”缺乏充分事实证据。
1、案发“当日13时34分，何伟持有的手机曾两次打过被告人的手机”，并不能证实被告人何沅宸改变了供述的“吵打”成立。
2、被告人在所谓投案时的供述，并没有言及其与被害人何伟打，只是“吵”，是其“害怕”，就在何伟“刚从他的车门那儿伸出一只脚”时，“用刀朝他的肚子戳”。
3、被告人在被拘留后的供述，也没有言及其与被害人何伟打，而是其“害怕”才在何伟“一只脚伸下车来”时，“右手持刀就戳向何老大”。
4、被告人在第三次接受讯问时才说何伟“就伸过手来打我”，无据证实其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由此认定何伟“吵打”，显然具有帮助何沅宸利用“死口无对证”的动机。
红检刑诉【2009】298号起诉书称：本案曾经于2009年8月4日向泸西县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同年9月7日报送红河州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后退回由泸西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因案件管辖争议，泸西县人民检察院于2009年11月24日重新报送红河州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故意杀人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按照公诉案件应与审判管辖相适应原则，何沅宸故意杀人案应由红河州人民检察院管辖，其“退回泸西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具体的“案件管辖争议”事实应当予以全面审查。
经本代理人社会调查得到的证人证言证实，被告人何沅宸案发前，凭借其曾经学过武术，真正强买强卖殴打他人，甚至于动用黑社会性质的人员寻衅滋事殴打他人被公安机关做过工作，何沅宸故意杀人后被有期徒刑十五年，这与建设法治社会实难相容，更何况何沅宸有漏罪应当依法追究，其所谓投案后并没有彻底坦白。
证人×××书面证言证实，其曾因何沅宸之父压价不将买到的猪卖给何沅宸家，被何沅宸仗恃其学过武术一拳打掉四颗门牙，最后何沅宸之父母以大约三千元钱摆平此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人体轻伤鉴定标准》（试行）第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被打至“牙齿脱落或者折断2枚以上”，其伤情已经达到轻伤，何沅宸的行为已经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的规定，涉嫌故意伤害罪，依法应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结果被其父母用大约三千元摆平。
证人×××书面证言证实，因与其在路边堵着收买猪有竞争，被何沅宸仗恃其学过武术打过；帮助何伟家收猪的×××叫×××的人，也在旧城被何沅宸仗恃其学过武术打伤。
证人×××书面证言证实，其子×××、侄子×××因见到何沅宸双手离开扶手骑摩托，议论了一句如果摔倒嚜就害人了，结果×××被何沅宸仗恃学过武术踢了胸脯一脚，为此双方发生争执被×××拉开歇掉后，何沅宸居然动用县城具有黑社会性质的三、四十个流氓，手持刀、钢管坐三、四辆车打上门来，结果在双方斗殴中讨不到便宜撤走后，是×××害怕再闹大掉，打电话给派出所叫双方做了工作才没有产生更加严重的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条的规定，“聚众斗殴人数多，规模大，社会影响恶劣”是聚众斗殴罪的法定情形，何沅宸的行为已经涉嫌聚众斗殴罪，依法应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何沅宸家人于案发后五天的2009年5月26日，利用村委会调解进行金钱摆平时，单方定性为“相邻因儿子打架杀死”，同时伪造被害人父母签名申请“本案给予从轻处理”（原审庭审笔录第七页，谢左仙说，“申请书我们没有写过”；何小勇说，“没有这回事”），接着于案发一个月后的6月23日，发动联名签名《情况反映》诬陷受害人一家强买强卖，说本案是伤人事故，结果，果然得到了有利于何沅宸的公诉指控和法院认定的“事实”，最后得到只有十五年有期徒刑的处罚！
2010年7月9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0)云高刑终字第752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关于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张国梅、何奇航、何菲芳及其诉讼代理人提出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被害人无过错，被告人的自首情节不能成立，且相关证据不真实的上诉理由及代理意见，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以上上诉理由和代理意见均不成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张国梅、何奇航、何菲芳的诉讼代理人所提被告人何沅宸涉嫌其它犯罪的代理意见，不属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诉权请求范围，本院不予采纳。由于被告人何沅宸的犯罪行为给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造成经济损失，依法应由何沅宸负担民事赔偿责任。何沅宸归案后，其亲属已就何沅宸所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范围及数额，与被害人父母达成的赔偿协议，并已经履行了该协议确定的全部赔偿数额。原判据此对本案民事部分作出的判决并无不当，故上诉人张国梅、何奇航、何菲芳及诉讼代理人针对民事部分所提的上诉理由和代理意见，本院不予支持。
29号

2018-08

为外逃十三年后被抓归案的被告人作减轻处罚之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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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查明：l998年9月15日9时许，尚某某见其父与李某某（弟）、李某某（兄）在金马镇某村的路上因琐事互殴，遂上前帮忙，期间李某某（弟）推了尚某某一下，尚某某即持镰刀朝李某某（弟）的左肩胛部挖了一刀，致李某某（弟）在送往医院抢救的途中死亡。尚某某案发后潜逃，于2011年11月12日被抓获归案。
缅甸第二特区司法委警察局2011年11月12日《抓获经过》说：根据普洱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通报，一名中国云南省红河州泸西籍在逃人员尚某某，现潜逃缅甸第二特区（佤邦）邦康市友谊路佤邦财政部内打工。根据这一情况，我警察局于2011年11月12日派出警察局岩某、周某某两名侦查员，于2011年l1月12日10时40分在友谊路财政部将犯罪嫌疑人尚某某抓获。
尚某某外逃十三年间，已经有了妻子和两个无辜的孩子。案发当年，在其外逃后，经泸西县金马乡法律服务所调解，尚某某的亲属购买了价值人民币4 226元棺材和衣物、支付现金人民币4 500元给被害人家属处理李某某丧事。
在审查起诉阶段，原云南经峰律师事务所律师、现云南红河谷律师王云飞，依法接受尚某某亲属的委托，为其担任辩护人，发表审查起诉辩护意见：
尚某某归案后，在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之前，就如实供述了其犯罪事实，依法应当视为自首，可以从轻处罚。
本案系因民间纠纷引起，并且被害人具有明显过错，尚某某是在被害人动手推搡其的情况下才动镰刀伤害了被害人，依法应当对尚某某体现从宽处理。
尚某某具有明显的悔罪表现，其犯案后，其亲属主动处理被害人善后，购买棺木等物品并出资给被害人家属安葬被害人，尤其是在尚某某归案后，在辩护人依法会见时，主动要求辩护人代求其亲属，代其对附带民事原告人积极赔偿，其亲属在门市遭遇劫犯洗劫一空的情况下，尽力筹集了一万元人民币，交由辩护人联系原告代理人代为给付，遗憾的是原告人嫌少而拒绝接收，但尚某某的这些表现，足以认定其具有真诚悔罪的态度，依法应酌情从轻处罚。
根据上述事实和理由，尚某某依法不足以判处无期徒刑，本案属于不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一般刑事案件，依法应当由县级人民法院审理本案，故请依法交由县人民检察院，按照公诉案件应与审判管辖相适应的原则予以处理。
红河州人民检察院承办检察官说：中级法院审理，不一定比在县级法院审理判的重。由此，王云飞律师的上述辩护意见没有被采纳。该院于2012年3月20日作出红检刑诉(2012)51号起诉书，指控尚某某说：一九九八年九月十五日九时许，被告人尚某某见其父与李某某（弟）、李某某（兄）在金马镇某村的路上相遇因琐事发生纠纷并互殴，遂提着镰刀上前帮忙。在此过程中，被告人尚某某用镰刀将李某某的左肩胛部挖伤，致被害人李某某在送往医院途中死亡。经法医鉴定：被害人李某某系胸主动脉破裂至失血性休克死。
2012年4月25日，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在泸西县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尚某某故意伤害一案，云南经峰律师事务所王云飞律师为尚某某作从轻辩护——
被告人尚兴乔归案后，在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之前，就如实供述了其全部犯罪事实，依法应当视为自首，可以从轻处罚或者减轻处罚。
目击证人刘某某、张某某、尚某英、尚某乔能够互相印证一致的证词证实，被害人李某某及其兄李某某先是弟兄两人对被告人尚某某之父共同实施不法侵害，见到被告人时又是受害人李某某首先对被告人动手，被告人尚某某是在自己遭受被害人李某某不法侵害的情况下才用镰刀挖被害人李某某的，被告人尚某某用镰刀挖正在对自己进行不法侵害的被害人李某某，具有正当防卫的性质，被告人尚某某对正在徒手侵犯自己人身权的被害人动用镰刀挖导致被害人死亡的行为，显然属于防卫过当，依法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本案既是因民间纠纷引起，也是因被害人的重大过错引发，被害人李某某及其兄李某某，首先就有兄弟俩人对被告人之父实施人身侵犯的重大过错，其后被害人见到尚某某时又具有先动手侵犯被告人尚某某人身权的过错，被告人尚某某主观恶性不大，依法应当对其体现从宽处理的刑事政策。
被告人尚某某系初犯，案发后虽然一直外逃，但在外逃期间以及案发前并无违法犯罪行为，并且其亲属在当年主动代其处理了被害人善后，购买棺木等物品并出资给被害人家属安葬了被害人，依法应当对尚某某酌情从轻处罚。
被告人尚某某归案后具有明显的悔罪表现，如在本辩护人依法会见时，主动要求本辩护人代求其亲属，代其对被害人亲属给予积极赔偿，其亲属在门市遭遇劫犯洗劫一空的情况下，尽力筹集了一万多元人民币，委托辩护人联系被害人亲属的代理律师办理给付手续，遗憾的是被害人亲属嫌少而拒绝接收，但被告人尚某某的这一表现，足以认定其具有真诚悔罪的态度，依法应当酌情从轻处罚。
综上事实和理由，被告人尚某某具有法定从轻、减轻的量刑情节，有法定体现从宽刑事政策、酌情从轻处罚的情形，有鉴于在本案发生至今十多年间、被告人已经有了妻子和无辜的两个孩子需要其履行抚养义务，建议对本案被告人给予减轻处罚。
2012年6月11日，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红中刑初字第88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载明：被告人尚某某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民事部分表示自己无赔偿能力。本案庭审后，被告人尚某某的亲属代被告人向本院预交赔偿款人民币1 0000元。
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尚某某犯故意伤害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本院予以采纳。被告人尚某某的犯罪行为造成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依法应承担赔偿责任。案发后，被告人尚某某的亲属与被害人的亲属就处理被害人的丧事已达成协议，并已履行。因此，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诉求的丧葬费，本院不予支持；其余诉求合理，本院予以支持。辩护人王云飞关于被告人尚某某的行为属于防卫过当，被告人有自首情节，被害人有重大过错，建议减轻处罚的辩护意见，与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和国家法律的相关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本案由民间矛盾纠纷引发，被告人积极赔偿被害人家属部分经济损失的意见，符合本案事实，本院予以采纳。
（2012)红中刑初字第88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判决尚某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由尚某某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因李某某死亡发生的死亡赔偿金7 9040元、抚养费2 5485元，赡养费1 6423．60元，合计人民币12 0948．60元。
一审宣判后，已转到云南红河谷律师事务所的王云飞律师，经尚某某同意，于2012年6月26日依法提起上诉，恳请依法判决撤销原审的量刑判决、从轻改判。
上诉的事实与理由为：
原审判决书所列证据第9组，即泸西县金马乡法律服务所调解协议书、购买棺材和衣物证明，不是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提供，是上诉人的一审辩护人当庭提供(此前在审查起诉阶段提供过一份给公诉机关)。
原审判决书“经审理查明”说上诉人“提着镰刀上前帮忙”，“在此过程中，李某某推了”上诉人“一下”，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正确的事实是，上诉人兄妹三人“从田里上来后”还没有来得及帮上什么忙，上诉人就被李某某“跑过来到我前面，并用左手掐着我的脖子，右手抓着我左肩的衣服，搡了我两下，把我搡到刺棵边(公路旁边的刺棵)”。
李荣方及其兄李谷方先是弟兄两人对上诉人之父共同实施不法侵害，见到上诉人时又是李荣方首先对上诉人动手，上诉人是在自己遭受李荣方不法侵害的情况下才用镰刀挖李荣方的，上诉人为了使自己的人身权利免受李荣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采取上述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规定的防卫特征，原审判决书不予采纳辩护人关于防卫过当的辩护意见，明显与事实和法律不符。
上诉人被抓获归案后，在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即拘留之前，就如实供述了全部犯罪事实，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虽不具有”“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刑的，可以从轻处罚”的规定，属于应当视为自首的情形，原审判决书不予采纳辩护人有关“依法应当视为自首”的辩护意见，明显违背了法律。
本案因李某某及其兄李某某弟兄两人动手殴打上诉人之父引起，并且是李某某（弟）见到上诉人就跑到上诉人面前先对上诉人动手，这明显是被害人李某某（弟）具有重大过错的具体表现，原审判决书对辩护人关于被害人有重大过错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显然有失客观公正。
2012年8月29日，王云飞律师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交刑事上诉辩护词认为：原审判决书认定尚某某“提着镰刀上前帮忙”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客观事实是，尚某某在割谷子的过程中，见到被害人李某某及其哥哥因琐事与尚某某的父亲发生纠纷并两个人殴打一个人，遂提着镰刀前往看个究竟，结果尚某某兄妹三人“从田里上来后”还有一段距离，就遭到李某某（弟）迎面跑过来掐着脖子、抓着衣服推搡，这一事实足以认定，尚某某并没有实施帮忙的行为，就遭遇了被害人李某某（弟）的不法侵害，因此，认定尚兴乔“提着镰刀上前帮忙”，明显缺乏客观公正性。
原审法院不予采纳“被害人有重大过错”的辩护意见，明显有失司法公正。被害人弟兄两人先是因琐事两个青年人殴打一个中年人，后是被害人李某某迎面跑过来动手侵害上诉人尚某某，掐着脖子将其推搡到刺棵边，这还不是重大过错是什么，由此，辩护人关于尚某某具有正当防卫性质，其行为属于防卫过当的意见，与事实和法律相符。《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第一款明确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上诉人尚某某在被李某某迎面跑过来掐着脖子、抓着衣服推搡到刺棵边时，动镰刀制止而造成李某某受伤害致死，如果这还不是防卫过当，难道要被掐脖子推搡到刺棵上直至翻白眼了，才能动镰刀制止侵害，才算防卫吗？
原审判决书就算是认定上诉人的自首情节不成立，但尚某某归案后，在被采取刑事拘留措施之前，就如实供述了其全部犯罪事实，并且当庭表示认罪、悔罪，在原审庭审的最后陈述时请求允许向被害人亲属赔礼道歉，这些事实的确客观存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由此，上诉人尚某某显然具有“可以从轻处罚”的法定情节。
根据《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第一百〇一条第二款的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死亡的基准刑为有期徒刑十三年，原审法院既然采纳了“本案由民间矛盾纠纷引发，被告人积极赔偿被害人家属部分经济损失的意见”，那么明摆着被害人具有重大过错，加之上诉人尚某某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当庭表示认罪、悔罪，具有切实的悔罪表现，因此，原审判决书判处尚某某无期徒刑，显然属于量刑畸重，依法应当从轻改判。
2012年9月24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云高刑终字第l244号刑事裁定书认为，尚某某及其辩护人认为尚某某系防卫过当并有自首情节，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原判已根据本案系邻里纠纷引发，且案发后其亲属赔偿了部分损失，对尚某某从轻处罚，尚某某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原判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9号

2018-08

依法获得从宽处罚的赌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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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西县人民检察院指控：2010年2月10日开始，被告人洪李钢、冯成以营利为目的，合伙在泸西县中枢镇阿庐大街内租房开设“国际演艺会所”，在该会所内以“啤酒游戏天天乐”猜数字的方式聚众赌博。同年5月11日2 2时许，聚集了李某某、赵某、张某某等共计25名参赌人员进行赌博时，被泸西县公安民警当场查获。被告人洪李钢、冯成在此期间共计从中获利人民币l03 8420元。
云南红河谷律师事务所王云飞律师依法接受冯成家属的委托，担任冯成的辩护人，根据事实与法律发表辩护词说：
起诉书中关于被告人洪李钢、冯成获利一百零三万八千四百二十元，其实是毛利润，因为就是涉案违法人员张某，作为财务人员也说不清楚二被告投资的27万元是否从该获利中撤掉了的事实，以及张某“只记录着流水账”，玩啤酒游戏的收入在李俊的账上；该一百零三万八千四百二十元的获利，扣除二被告的投资成本27万元、员工工资39万元、表演费12万元、房屋装修费19万元，实际纯盈利只有6 8420元，由此不难证实，本案二被告所犯罪行的后果并不恶劣，其犯罪情节较轻，对其处罚依法应当切实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
被告冯成是初犯，法律意识淡薄，是受不良社会环境影响而走向犯罪，依法属于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给予其机会改过自新的范围，尤其是陈锋在犯案后有明显的悔罪表现，属于可以教育而走向自新、对其从宽不至于再发生社会危险性的人。刚才的法庭调查表明，就在案发后，其家属代其为涉案的违法人员垫交了罚款36000元给公安机关，冯成本人对此表示没有任何意见，完全同意其家属代其为一时拿不出钱来的涉案违法人员缴纳罚款。
案发后，被告人冯成并非“在逃”，他没有逃避法律制裁的主观意志，他其实还是有投案自首的想法的，他没有主动到案，确实存在情有可原的客观原因，他在归案后能够坦白认罪并且态度较好，依法应当对其酌情从轻处罚。就在冯成因其大车发生车祸去处理被抓获接受询问时，他在回答“你为什么不去公安机关自首”的问题说：“因为我一直忙着去外地收款，后来我的一张大货车肇事，所以就没有忙得去自首”，当他一开始被问到“是否知道今天为什么会被带来公安机关”时，回答说“知道了”，接着就如实交待了其基本的犯罪事实，在被带回泸西接受讯问时，一开始被问到“你今天为什么会来到泸西公安局”，冯成直接回答说：“因为我同洪李钢在泸西县中枢镇阿庐大街演艺会所聚众赌博”，继而如实交待了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如坦白自己“在开办演艺会所这件事情上，我同洪李钢之间是合伙人的关系”。
被告冯成尽管早在2008年5月29日，就被泸西县人民医院医学诊断为“腰椎间盘脱出”，需要“休息治疗，不时随诊”，但其合法开有公司，并非以赌博为业，因而主观恶性较小，尤其是其平时多有公益善举，社会形象较好，考虑其身体适应性，本着切实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从挽救教育的角度出发，在量刑上给予其尽可能从宽处理，有利于实现刑法矫治罪犯的社会功能。
云南省泸西县人民法院(2010)泸刑初字第171号刑事判决书认为，被告人洪李钢、冯成以营利为目的，开设赌场，聚众赌博，其行为已构成赌博罪。被告人洪李钢属自首，其家属积极缴纳罚金，依法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冯成坦白认罪，其家属积极缴纳罚金，依法也酌情从轻处罚。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辩护人的辩护要求从宽处罚二被告人的意见，予以采纳。
洪李钢被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4 9 0 0 0元(已缴纳)。被告人冯成被判处拘役五个月，并处罚金5 0000元(已缴纳)。
（本文当事人为化名）
29号

2018-08

云南泸西爆炸枪击案卖枪人王志鹏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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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08日 15:15:21新华网云南频道报道：12月8日上午，红河州委、州政府在蒙自召开泸西“11.18”案件情况通报会，通报了泸西“11.18”案件的情况。
通报会指出，2010年11月18日，泸西县旧城镇小松地煤矿因煤矿资源纠纷引发一起爆炸枪击案件，造成9人死亡、48人受伤。案件发生后，引起了中央、省委省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各级领导对案件的查处工作作出了重要批示。案件也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多家新闻媒体对案件进行了跟踪报道，互联网上的评论对案件作出了种种猜测，州内广大干部群众对案件查处工作十分关注。
通报会指出，经过各级党委、政府和公安机关强有力的工作，目前，泸西“11.18”案件的犯罪事实已经基本查清，涉案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已被抓获，案件处置工作取得重大突破，泸西县社会保持稳定，后续工作正在有序开展。其他涉案人员正在依法审查过程中，涉案枪支已在现场提取，枪弹来源正在全力追查。州委、州政府专门成立了泸西“11.18”案件督查督办领导小组，全力指导督促案件的全面侦破和后续相关工作。
  红河州委书记刘一平在讲话中指出，泸西“11.18”案件，是近年来我州境内发生的一起手段极为残忍、性质极为恶劣、影响极为严重的刑事案件。案件的发生，是长时间矛盾和问题积累的结果，暴露出我们的工作中仍然存在薄弱环节。从发生案件的根源上分析，我们对不少人群习惯于寻求非法和非理性方式表达诉求、解决问题的倾向和苗头缺乏应有的警惕，也缺少有针对性的措施办法，对矿山秩序整治不力，对案件发生缺乏预见，未能及时获取信息，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案件发生。
  刘一平要求全州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要进一步深刻反思，充分认识泸西“11.18”案件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切实解决部分执法机关管理不到位、工作不落实，少数执法人员作风不实、执法不严、立场不稳、以权谋私，对待热点难点问题拖、等、怕、软等问题。要进一步表明态度、加强领导，增强做好后续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要清醒地分析案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委、省政府领导的重要批示精神上来，统一到州委、州政府的相关部署和要求上来，全力做好后续的各项工作，全力支持专案组进一步查实案情、固定证据、扩大战果，依法推进侦查、批捕、诉讼、审判等环节的工作，深挖彻查，坚决打压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检察机关和纪检监察机关要适时介入，彻查涉黑涉恶问题，无论涉及到什么人，都必须坚决查处，从严打击，绝不姑息。
  红河州委副书记、州长杨福生要求，全州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要从泸西“11.18”案件中吸取沉痛教训，倍加珍惜红河改革发展的难得机遇和美好前景，高度重视本地区、本部门职责范围内长期存在的问题和矛盾，以高度负责的态度，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把事关全州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各项工作做细做实，为加快推动红河新发展创造更加和谐稳定的大好局面。
——以上网络信息之“枪弹来源正在全力追查”的结果之一，是卖枪人之一的王志鹏，于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十二日，因涉嫌非法买卖枪支罪被泸西县公安局刑事拘留，于同年十二月十五日经泸西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次日由泸西县公安局执行逮捕。
2011年2月6日，原云南经峰律师事务所律师、现云南红河谷律师事务所律师王云飞，接受王志鹏妻子蒋某某的委托，担任王志鹏涉嫌、被诉非法买卖枪支罪的辩护人。
2011年7月3日，红河州人民检察院作出红检刑诉[2011]100号起诉书，王志鹏在王建福等人实施爆炸枪击案中作为第十三名被告被指控：被告人王志鹏于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初，以人民币3 600元的价格将一支小口径运动步枪和六发小口径步枪子弹贩卖给被告人王飞云。而后，被告人王飞云将该枪以人民币2 9000元的价格贩卖给被告人王建福。被告人王建福授意被告人王飞云使用该枪，并将自己私藏的一盒小口径步枪子弹交给被告人王飞云。后该枪和子弹被被告人王飞云用于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八日当天向人群进行射击。案发后，该枪和部分子弹已被公安机关依法收缴。
2011年10月24日至27日，泸西11·18爆炸枪击案连续四天公开审理。
关于王志鹏，10月26日06:33云南网以《云南泸西爆炸枪击案庭审“卖枪汉”泪流满面》为题报道：
配角的悲哀——泸西煤矿爆炸案庭审第一天，上演了“老大之悲剧”。昨日，庭审进入第二天，10多个小时的庭审中，案件的一些“配角”纷纷登场，王建福的“保镖团”、购买弹药枪支的涉嫌人，一位煤矿局执法大队的副队长；包括被公诉机关指控为“包庇窝藏”王建福的其亲友团，他的妻子、情人、哥哥……在昨天的庭审中，这些“配角”与本案的关系被一一揭开，“悲哀”成为主题词……
配角2  卖枪人：没想到害这么多人惹这么大祸——整个案件中，有两件东西对于案件性质和结果有非常重要的影响，那就是枪和火药。其中，王飞云用来射击的那支小口径步枪的来源，成为人们极为关心的问题。当卖枪人王志鹏作为嫌疑人被带进法庭时，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法官问他第一句话时，王志鹏就诚恳地说：“我卖枪犯法我认错，但我真不知道我卖出去的这支枪，会惹下这么多祸啊！”
王志鹏是在2010年11月初以3 600元人民币的价格将这支步枪卖给王飞云的。王志鹏承认，他当时因为太缺钱，急于找3000多元钱办一个营运证，所以王飞云来找他时，他想都没想就把枪卖给了王飞云。随后，王飞云又以2 9900元的价格将这支枪卖给了王建福。最终，这支枪成为案件中不可忽略的作案和伤人工具。
王志鹏说，这支枪当年是6 000元从石林买的，那时候还有持枪证。后来因为有关部门一直未通知他要上缴，他就一直留在家中。贩卖给王飞云时，他还以为可以把这个“害人的东西”转手了。当民警在案发后找到他时，他才知道这支枪惹了这一个天大的祸，他清晰地记得，那天民警给他戴上手铐时，自己还牵着年幼的孩子，他只能请求民警不要让孩子看到。
庭审直击：“卖枪汉”泪流满面——在对王志鹏的最后审问时，王志鹏大声地说：“我知道错了，真不知道他们会拿着这支枪害这么多人，我给别人造成的伤害，我愿意卖掉我的车来赔偿。”在离开法庭时，他朝着旁听席的亲人看去，瞬间，这个“卖枪汉”泪流满面。采访王志鹏的妻子时，她对记者说：“我们真不知道会犯下这么大的错，他现在进去了，3个孩子可怎么办？”
关于王云飞律师为王志鹏所作的辩护，10月28日10:38:58 生活新报以《“枪是王志鹏卖的，子弹不是”》为题报道：
“0.6毫米弹头差距，可以证明卖枪者王志鹏的清白。”经过4天的审理，泸西“11·18”爆炸枪击案王建福一方26名被告庭审结束。庭上，马军及所有辩护人一致请求法庭，等郑春云的案子判了，再判王建福的案子，因为郑春云到“小松地”煤矿的行为性质到底合不合法，对王建福案的定罪量刑有直接关系，对此，法庭没有予以确定。昨日，吴晓晶的辩护人还透露，王建福的“司法内线”已经被判刑了。
王志鹏辩护人：“0.6毫米弹头差距可证清白”——昨天是泸西“11·18”爆炸枪击案庭审第四天。
随后，王志鹏的辩护人开始为其辩护。首先他赞同了公诉机关指控王志鹏的犯罪行为，但他不认同公诉方说的王志鹏非法买卖枪支是犯罪行为严重的说法。
王志鹏的辩护人还就“11·18”枪击案中的子弹问题进行阐述：“王志鹏在将‘11·18’案中射击的小口径步枪卖给王飞云时，子弹是王飞云要走的那6颗，在王建福的供述中，其承认这6颗子弹在洗煤厂后山的树林里试枪打完了。而且从死者身上取出的子弹头有5.0毫米，但王飞云从王志鹏手中拿走的子弹弹头是5.6毫米，这0.6毫米的差距可以证明王志鹏是清白的。”该辩护人还表示，王飞云在供述中，曾两次谈到要整死郑春云，如果不是王建福授意王飞云使用王志鹏的这支枪，就不会造成“11·18”枪击命案的发生。“该案的枪是王志鹏卖的，但子弹不是。”
庭上，王志鹏辩护人除在涉案上为其开脱外，还将为何王志鹏会一直拥有这支枪的责任推到了公安机关头上。“王志鹏的枪支办有持枪证，是公安机关没有通知王志鹏去交枪，那么是否还要追究公安机关的责任呢？”
公诉人对此反驳道，王飞云从王志鹏那里买来的子弹，相关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些子弹已用到了“11·18”案中。
媒体报道之外的庭审现场，王志鹏的辩护人王云飞律师，为了查明王志鹏的涉案事实，在2011年10月24日上午当庭询问了买枪并实施枪击的被告人王飞云——
问：被告人王飞云，我是被告人王志鹏的辩护人，现在我依法向你发问，希望你如实回答，第一个问题，你是否知道王建福也有一支打小子弹的小口径步枪？
答：不知道
问：你是否与王建福说过说王汉川的儿子有小口径步枪？
答：没有讲过。
问：那么你咋个会买这个步枪呢？
答：因为就是说，在侦查机关提取这支小口径步枪，我说搞错了，不是这个人。
问：你说不是王汉川这个人吗？
答：当时公安机关说给是王汉川的儿子，我说不是这个人，搞错了，这个人叫王金生，他爹喊王凤文。
问:你是咋个知道王志鹏（王金生）有枪呢？
答：因为这个事情，他家在上边开着煤矿，枪支管理办法还没有出来，煤矿允许有枪支，他家就有了枪。。。。。。
问：你刚才说的王汉川是记录错误，实际不是王汉川，是王凤文，然后王志鹏就是王凤文的儿子，然后你知道王凤文家原来开煤矿有枪，所以你就知道王志鹏家有枪，就去找他买枪，是不是这个意思？
答：是的。
问：我还问你一个问题，你在公安机关供述时曾经说，想着将这支小口径步枪找来，就是郑春云他们真的不撤，你就要用‘子枪’射击”，你的这种想法，你给挨王志鹏讲过？
答：从来没有提过。
问：你说王志鹏也没有问过你，你要买枪干什么，你也没有挨他讲过你要买枪的目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答：我没有讲过，我买这支枪也不是买了杀人，是买了护矿，买来守场。
问：那么你与被告人王志鹏买枪时，王志鹏是否知道你要买了干什么？
答：不知道
问：王志鹏是否知道你是为王建福买枪？
答：不知道。
问：当时你在买枪的时候，你是否讲过你与王建福的关系？
答：没有。
问：你刚才说是你不知道王建福有小口径步枪，知道还是不知道？
答：不知道。
问：王建福和你在洗煤厂试枪的子弹是从哪里来的？
答：是弹夹里边的子弹。
问：那么弹夹里边的子弹是哪里来的？
答：王志鹏那里来的。
问：有几颗？
答：五颗么是六颗。
问：试完枪后枪里边给还有子弹？
答：我没有瞧着。
问：我换个方式问你，你从王志鹏那里拿来的子弹在试枪的时候给有打完了？
答：我拿来后伴着掉，不清楚。
问：伴着哪里？
答：伴着他拿给我的子弹。
问：伴着哪个拿给你的子弹？
答：王建福。
问：王建福拿来多少子弹给你？
答：当时有几颗我没有数，不满。
问：在洗煤厂试枪之前，你给在矿山上试过枪？
答：之前没有，之后我试过了。
问：那么你自己在矿山上试枪的子弹是从哪里来的？
答：从口袋里面拿出来的。
问：不是从盒子里拿出来的吗？
答：我没有要盒子了。
问：那么王建福在洗煤厂试枪之后给有拿过小口径步枪子弹给你？
答：拿过了。
问：拿过多少？
答：我先就说没有数，不清楚。
问：你开枪射击的子弹是从哪里来的？
答：就是王建福给我的。
问：最后一个问题，你认为你在煤矿开枪射击的后果，跟王志鹏给有关系？
答：没有关系。
2011年10月27日上午，王志鹏的辩护人王云飞律师，为王志鹏辩护词说：

首先，我对被告人王建福、王飞云、王永林的辩护人关于11.18案件具有防卫性质的观点表示赞同，但对于枪击行为及其后果不论怎么认定，就如同被告人王飞云在回答我的发问时所说，王飞云实施枪击的后果与我的当事人王志鹏“没有关系”。因此，公诉机关起诉书关于被告人王志鹏“情节严重”的认为，既不符合已经查明的法律事实，也缺少法律依据，该“认为”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本辩护人依法认为，王志鹏“非法买卖枪支”构不成“情节严重”，具体的事实与理由有以下四点：
一、起诉书已经认定“被告人王志鹏”“以人民币3 600元的价格将一支小口径运动步枪和六发小口径步枪子弹贩卖给被告人王飞云”后，“被告人王飞云”又“将该枪以人民币29000元的价格贩卖给被告人王建福”的事实，与另案处理的被告人何文荣“以人民币6 000余元的价格”，将“一支小口径步枪和数百发小口径步枪子弹”卖给王建福后，王建福又将“数百发小口径步枪子弹”交给被告人王飞云的事实，二者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如果被告人王志鹏“非法买卖枪支，情节严重”，那么何文荣也照样是“非法买卖枪支、弹药，情节严重”。既然何文荣已经另案处理为在起诉书里不是“情节严重”，那么本案被告人王志鹏尽管应当是另案处理而没有另案处理，但不应由此就认定本案被告人王志鹏“情节严重”，否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则就成了虚设。更何况，根据起诉书认定“被告人王建福授意被告人王飞云使用”王飞云从王志鹏处买来的小口径步枪，“并将自己私藏的”其从何文荣处买来的“一盒小口径步枪子弹交给被告人王飞云。后该枪和子弹被被告人王飞云用于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八日当天向人群进行射击”的事实，足以证明枪击致死七人的子弹，是另案处理的何文荣卖给王建福的“数百发小口径步枪子弹”中的组成部分。何文荣卖给王建福“一支小口径步枪和数百发小口径步枪子弹”，是其非法持有，而本案被告人王志鹏卖给王飞云的小口径步枪，则是王志鹏合法持有。从这些事实来看，本案被告人王志鹏与另案处理的被告人何文荣相比，本案被告人王志鹏构不成“情节严重”。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项、第二条第一项规定，“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情节严重”的情形，是指“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以火药为动力发射枪弹的非军用枪支一支以上或者以压缩气体等为动力的其他非军用枪支二支以上的”“五倍以上”，本案被告人王志鹏非法买卖枪支不具有“情节严重”的数量情形。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项、第二条第四项规定，“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情节严重”的情形，还指“达到本解释第一条规定的最低数量标准，并具有造成严重后果等其他恶劣情节的”，本案被告人王志鹏非法买卖枪支虽然在数量上达到了“本解释第一条规定的最低数量标准”，但并不“具有造成严重后果等其他恶劣情节”。王志鹏非法买卖枪支并不“具有造成严重后果等其他恶劣情节”的事实与理由如下：
一是王志鹏卖小口径步枪给王飞云时被王飞云要走的六颗小口径步枪子弹，已经被王飞云、王建福先后试枪时打完，11.18事件当天王飞云射击的子弹，不是其从王志鹏处要走的小口径步枪子弹。
二是王飞云向王志鹏买到的小口径步枪，又被王飞云转卖给了王建福，接着又由王建福试枪后转手交由王飞云拿到小松地煤矿，并且由王建福先后提供了三盒小口径步枪子弹计149发给王飞云，授意其使用该枪和子弹的事实，足以证实王飞云实施枪击致死七条人命的后果，不是王志鹏非法买卖枪支造成，王飞云射击致死七条人命的行为与王志鹏非法买卖枪支确实没有关系。对此，起诉书认定“被告人王志鹏”“以人民币3 600元的价格将一支小口径运动步枪和六发小口径步枪子弹贩卖给被告人王飞云”后，“被告人王飞云”又“将该枪以人民币2 9000元的价格贩卖给被告人王建福”，接着“被告人王建福授意被告人王飞云使用”王飞云从王志鹏处买来的小口径步枪，“并将自己私藏的”其从何文荣处买来的“一盒小口径步枪子弹交给被告人王飞云。后该枪和子弹被被告人王飞云用于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八日当天向人群进行射击”。
三是根据王飞云从王志鹏处买的小口径步枪适配的子弹与被枪击致死者体内的弹头悬殊0.6 mm的事实，足以证明被告人王飞云“向人群进行射击”造成七人死亡的后果，不是王志鹏非法买卖枪支造成的，王志鹏非法买卖枪支与王飞云“向人群进行射击”没有关系。如果王飞云不将从王志鹏处买的小口径步枪再次贩卖给王建福，如果王建福不授意被告人王飞云使用该枪并提供子弹，那么，造成七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就不可能出现。因此，如果将王飞云把从王志鹏处买的小口径步枪再次贩卖给王建福后，由王建福授意王飞云使用该枪并提供子弹造成的严重后果，归罪在王志鹏身上，那么，这不仅是显然有失客观公正的问题，而且明显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条规定的罪行与刑罚相适应的原则，也就是“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
四、庭审已经查明，本案被告人王飞云从王志鹏处买小口径步枪时，王志鹏并不知道王飞云要买枪的真实动机，王志鹏非法买卖枪支不具备“情节严重”的主观条件。当时王飞云跟王志鹏说“他要拿去山上”，王志鹏“以为是”王云飞“在帮王元华守王元华种的那些桉树，拿到山上去守桉树”，王志鹏卖枪的动机在于“因为以前办过证，后来知道个人不允许有枪也不知道怎么处理，就一直放在家里”， “我想着枪放在家中很害怕，想尽快卖出去，王飞云来问我我就卖给他了，当时也是急于出手”，“因为这支枪在我家放了好多年了，平时我也不会去碰。一直都想着要怎么把这支枪处理掉，因为这些东西一直放在家里也不好。所以交代王飞云不要拿去惹事之后，就把枪卖给他了”从这些事实足以证明，王志鹏在主观上绝对不可能远远超出了其预见能力而“应当预见”到，王飞云将从王志鹏处买的小口径步枪贩卖给被告人王建福，由王建福授意被告人王飞云使用该枪并提供子弹，直接造成王飞云“于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八日当天向人群进行射击”致死七人的严重后果，王志鹏在主观上绝对不可能“希望或者放任”这种后果的发生。
上述四点事实与理由足以得出结论，如果将王飞云把从王志鹏处买的小口径步枪再次贩卖给王建福后，由王建福授意王飞云使用该枪并提供子弹造成的严重后果，归罪在王志鹏身上，那么，王志鹏依法办有持枪证合法持有小口径步枪后，当地公安机关并没有如同通知到别人一样通知过王志鹏收缴该枪，导致王志鹏“后来知道个人不允许有枪也不知道怎么处理”，“一直都想着要怎么把这支枪处理掉，因为这些东西一直放在家里也不好。所以交代王飞云不要拿去惹事之后，就把枪卖给他了”，是否也应追究当地公安机关依法办给持枪证后，明知应该收缴而放任不予依法收缴的渎职责任呢？如果把王飞云再次贩卖给王建福后由王建福授意王飞云使用该枪的后果归罪于王志鹏，认定王志鹏情节严重，却对当地公安机关不予追责，那么，王志鹏的所谓“情节严重”就是被逼替人顶罪一样的天大冤枉！由此，公诉机关起诉书关于王志鹏情节严重的认定依法不能成立。
其次，本案被告人王志鹏具有犯罪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法定从轻情节。王志鹏在本案中先后接受了五次讯问，自始至终都能够一致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没有任何隐瞒，做到了犯罪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本案被告人王志鹏犯罪以后，“虽不具有”法律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可以从轻处罚”。
第三，本案被告人王志鹏依法具有认罪态度较好、悔罪表现明显等酌定从宽情节。庭审已经查明，王志鹏到案后，共计五次在公安机关的供述，都有较好的认罪态度，悔罪表现明显。如在其主动跟着本案侦查人员归案接受第一次讯问时，回答“你知道为什么把你带到公安机关来吗？”说，“知道，因为我卖着一支枪给王飞云的事。”接着，王志鹏如实交待了其卖枪给王飞云的详细经过。其后，王志鹏在第三次接受讯问时，在回答“你还有什么没有交待清楚的吗？”说，“我卖枪给王飞云的事我已经全部讲清楚了”，接着如实回答了公安机关对与其卖枪毫无关系的、其“自己家开采的煤矿被郑春云买掉的”具体情况的提问。在此后的第四次、第五次接受讯问中，王志鹏对被执行逮捕明确回答“没有意见”，“因为我卖着一支枪给王飞云”，如实、一致回答了侦查人员已经问过的相同问题。从这些事实不难看出，本案被告人王志鹏在犯罪后认罪态度一直都很好，具有明显的悔罪表现，就是在我多次会见时，以及法庭审讯中，也都多次谈到对其非法买卖枪支的认识说，“我认得犯法了，我认识到自己错了，如果依法需要我赔偿被害人，我一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给予赔偿，比如说把我的车卖了来赔偿。
综上所述，本案被告人王志鹏“非法买卖枪支”不是“情节严重”，犯罪后一直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一直都比较好，具有明显的悔罪表现，属于法定可以从轻处罚的对象。
有鉴于本案被告人王志鹏不具有情节严重的法定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对其量刑应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幅度内，加之王志鹏具有“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法定从轻情节，以及认罪态度一直都比较好，具有明显的悔罪表现，可以酌定从轻处罚，特建议对王志鹏的具体量刑幅度在三至五年之间。
2011年10月27日下午，针对公诉人发表的第二轮公诉发言中关于王志鹏非法买卖枪支引发了枪击后果的观点，王云飞律师作为王志鹏的辩护人，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当庭发表第二轮辩护意见：
首先，就起诉书认定的11.18爆炸枪击案的枪击事实而言，公诉人关于王志鹏非法买卖枪支引发了枪击后果的说法，明显属于以偏概全。根据起诉书认定的枪击事实，枪击的后果应该是何文荣非法买卖的子弹与王志鹏非法买卖的枪支共同引发了枪击的后果，也就是说，何文荣非法买卖的子弹与王志鹏非法买卖的枪支是无法分离的，但遗憾的是，非法卖给王建福“两三百发子弹”并由王建福提供给枪手王飞云的卖子弹者何文荣，已经被“另案处理”为并非情节严重。由此可知，子弹与枪已经分离，王志鹏非法买卖的小口径步枪成了一支空枪，一支没有子弹的空枪还能够枪击吗？一支没有子弹的空枪还能引发枪击的后果吗？
其次，从庭审询问及举证质证反映出的事实不难看出，11.18枪击事件使用的枪支，没有充分证据证实就是被告人王志鹏非法卖给王飞云的小口径步枪。相反，不能排除枪击事件中使用的枪支，就是何文荣非法卖给王建福的小口径步枪的可能性。
2011年12月27日，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红中刑初字第l28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王志鹏由起诉时的第十三名被告列为第五名被告，被判决犯非法买卖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从王志鹏处扣押的人民币现金七百元，系犯罪所得，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该一审判决书载明：被告人王志鹏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辩护人王云飞提出以下辩护意见：无充分证据证实王飞云用于射击被害人的枪支是其向王志鹏购买的那支；王志鹏卖枪给王飞云的行为不应对被害人遭王飞云枪击死亡的后果承担责任，所以王志鹏卖枪的行为不属于情节严重；王志鹏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
该一审判决书经审理查明：被告人王建福在承包经营泸西县“小松地”煤矿期间，与邻近的“耀进”煤矿的经营者郑春云因越界采煤一事发生纠纷，经国土部门调解未能得到有效解决。为此，王建福指使王飞云在“小松地”煤矿2号井口埋设炸药，并先后将自己非法持有的猎枪1支，自制土炸弹2个和小口径步枪子弹2盒交给王飞云使用，还让王飞云将两人商议购买的一支小口径步枪带到小松地煤矿，在对付郑春云时使用，并表示将自己在小松地煤矿的部分股份赠予王飞云。
2010年ll月18日8时许，被告人王飞云指使被告人王永林以及王健桦、陈众楷(均另案处理)在“小松地”煤矿入口处监视郑春云一方的动向，并指使王健桦、陈众楷待郑春云一方车辆、人员进入“小松地”煤矿后，驾驶装载机将路口堵塞，以阻断郑春云一方人员退路。之后王飞云将小口径步枪及子弹放置在预先准备好的射击孔处，接着进入2号井口顶部的空压机房内观察、等候。9时许，王飞云见郑春云一方的120余人在“小松地”煤矿2号井井口附近聚集，遂将预先埋设在2号井井口附近水泥房内的炸药引爆，造成郑春云一方人员石朝文、杨洪敏死亡，李刚金、何建岗、陈小吕、何涛、徐林锐、周金桦、唐小红、王吴永、宋克兵、杨海金、王虎、何猛周、唐建双、赵二明、谢洪林、何亮旭、唐和中、赵磊、何俊昆等1 9人不同程度受伤。郑春云一方其他人员又持长刀、木棒等器械冲上前来，王飞云随即转移到预先准备好的射击位置，用小口径步枪朝郑春云一方人员射击，造成李永琦、张自标、张俊(1 9 8 5年生)、孔德明、<
29号

2018-08

云南泸西爆炸枪击案卖枪人王志鹏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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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08日 15:15:21新华网云南频道报道：12月8日上午，红河州委、州政府在蒙自召开泸西“11.18”案件情况通报会，通报了泸西“11.18”案件的情况。
通报会指出，2010年11月18日，泸西县旧城镇小松地煤矿因煤矿资源纠纷引发一起爆炸枪击案件，造成9人死亡、48人受伤。案件发生后，引起了中央、省委省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各级领导对案件的查处工作作出了重要批示。案件也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多家新闻媒体对案件进行了跟踪报道，互联网上的评论对案件作出了种种猜测，州内广大干部群众对案件查处工作十分关注。
通报会指出，经过各级党委、政府和公安机关强有力的工作，目前，泸西“11.18”案件的犯罪事实已经基本查清，涉案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已被抓获，案件处置工作取得重大突破，泸西县社会保持稳定，后续工作正在有序开展。其他涉案人员正在依法审查过程中，涉案枪支已在现场提取，枪弹来源正在全力追查。州委、州政府专门成立了泸西“11.18”案件督查督办领导小组，全力指导督促案件的全面侦破和后续相关工作。
  红河州委书记刘一平在讲话中指出，泸西“11.18”案件，是近年来我州境内发生的一起手段极为残忍、性质极为恶劣、影响极为严重的刑事案件。案件的发生，是长时间矛盾和问题积累的结果，暴露出我们的工作中仍然存在薄弱环节。从发生案件的根源上分析，我们对不少人群习惯于寻求非法和非理性方式表达诉求、解决问题的倾向和苗头缺乏应有的警惕，也缺少有针对性的措施办法，对矿山秩序整治不力，对案件发生缺乏预见，未能及时获取信息，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案件发生。
  刘一平要求全州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要进一步深刻反思，充分认识泸西“11.18”案件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切实解决部分执法机关管理不到位、工作不落实，少数执法人员作风不实、执法不严、立场不稳、以权谋私，对待热点难点问题拖、等、怕、软等问题。要进一步表明态度、加强领导，增强做好后续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要清醒地分析案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委、省政府领导的重要批示精神上来，统一到州委、州政府的相关部署和要求上来，全力做好后续的各项工作，全力支持专案组进一步查实案情、固定证据、扩大战果，依法推进侦查、批捕、诉讼、审判等环节的工作，深挖彻查，坚决打压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检察机关和纪检监察机关要适时介入，彻查涉黑涉恶问题，无论涉及到什么人，都必须坚决查处，从严打击，绝不姑息。
  红河州委副书记、州长杨福生要求，全州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要从泸西“11.18”案件中吸取沉痛教训，倍加珍惜红河改革发展的难得机遇和美好前景，高度重视本地区、本部门职责范围内长期存在的问题和矛盾，以高度负责的态度，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把事关全州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各项工作做细做实，为加快推动红河新发展创造更加和谐稳定的大好局面。
——以上网络信息之“枪弹来源正在全力追查”的结果之一，是卖枪人之一的王志鹏，于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十二日，因涉嫌非法买卖枪支罪被泸西县公安局刑事拘留，于同年十二月十五日经泸西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次日由泸西县公安局执行逮捕。
2011年2月6日，原云南经峰律师事务所律师、现云南红河谷律师事务所律师王云飞，接受王志鹏妻子蒋某某的委托，担任王志鹏涉嫌、被诉非法买卖枪支罪的辩护人。
2011年7月3日，红河州人民检察院作出红检刑诉[2011]100号起诉书，王志鹏在王建福等人实施爆炸枪击案中作为第十三名被告被指控：被告人王志鹏于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初，以人民币3 600元的价格将一支小口径运动步枪和六发小口径步枪子弹贩卖给被告人王飞云。而后，被告人王飞云将该枪以人民币2 9000元的价格贩卖给被告人王建福。被告人王建福授意被告人王飞云使用该枪，并将自己私藏的一盒小口径步枪子弹交给被告人王飞云。后该枪和子弹被被告人王飞云用于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八日当天向人群进行射击。案发后，该枪和部分子弹已被公安机关依法收缴。
2011年10月24日至27日，泸西11·18爆炸枪击案连续四天公开审理。
关于王志鹏，10月26日06:33云南网以《云南泸西爆炸枪击案庭审“卖枪汉”泪流满面》为题报道：
配角的悲哀——泸西煤矿爆炸案庭审第一天，上演了“老大之悲剧”。昨日，庭审进入第二天，10多个小时的庭审中，案件的一些“配角”纷纷登场，王建福的“保镖团”、购买弹药枪支的涉嫌人，一位煤矿局执法大队的副队长；包括被公诉机关指控为“包庇窝藏”王建福的其亲友团，他的妻子、情人、哥哥……在昨天的庭审中，这些“配角”与本案的关系被一一揭开，“悲哀”成为主题词……
配角2  卖枪人：没想到害这么多人惹这么大祸——整个案件中，有两件东西对于案件性质和结果有非常重要的影响，那就是枪和火药。其中，王飞云用来射击的那支小口径步枪的来源，成为人们极为关心的问题。当卖枪人王志鹏作为嫌疑人被带进法庭时，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法官问他第一句话时，王志鹏就诚恳地说：“我卖枪犯法我认错，但我真不知道我卖出去的这支枪，会惹下这么多祸啊！”
王志鹏是在2010年11月初以3 600元人民币的价格将这支步枪卖给王飞云的。王志鹏承认，他当时因为太缺钱，急于找3000多元钱办一个营运证，所以王飞云来找他时，他想都没想就把枪卖给了王飞云。随后，王飞云又以2 9900元的价格将这支枪卖给了王建福。最终，这支枪成为案件中不可忽略的作案和伤人工具。
王志鹏说，这支枪当年是6 000元从石林买的，那时候还有持枪证。后来因为有关部门一直未通知他要上缴，他就一直留在家中。贩卖给王飞云时，他还以为可以把这个“害人的东西”转手了。当民警在案发后找到他时，他才知道这支枪惹了这一个天大的祸，他清晰地记得，那天民警给他戴上手铐时，自己还牵着年幼的孩子，他只能请求民警不要让孩子看到。
庭审直击：“卖枪汉”泪流满面——在对王志鹏的最后审问时，王志鹏大声地说：“我知道错了，真不知道他们会拿着这支枪害这么多人，我给别人造成的伤害，我愿意卖掉我的车来赔偿。”在离开法庭时，他朝着旁听席的亲人看去，瞬间，这个“卖枪汉”泪流满面。采访王志鹏的妻子时，她对记者说：“我们真不知道会犯下这么大的错，他现在进去了，3个孩子可怎么办？”
关于王云飞律师为王志鹏所作的辩护，10月28日10:38:58 生活新报以《“枪是王志鹏卖的，子弹不是”》为题报道：
“0.6毫米弹头差距，可以证明卖枪者王志鹏的清白。”经过4天的审理，泸西“11·18”爆炸枪击案王建福一方26名被告庭审结束。庭上，马军及所有辩护人一致请求法庭，等郑春云的案子判了，再判王建福的案子，因为郑春云到“小松地”煤矿的行为性质到底合不合法，对王建福案的定罪量刑有直接关系，对此，法庭没有予以确定。昨日，吴晓晶的辩护人还透露，王建福的“司法内线”已经被判刑了。
王志鹏辩护人：“0.6毫米弹头差距可证清白”——昨天是泸西“11·18”爆炸枪击案庭审第四天。
随后，王志鹏的辩护人开始为其辩护。首先他赞同了公诉机关指控王志鹏的犯罪行为，但他不认同公诉方说的王志鹏非法买卖枪支是犯罪行为严重的说法。
王志鹏的辩护人还就“11·18”枪击案中的子弹问题进行阐述：“王志鹏在将‘11·18’案中射击的小口径步枪卖给王飞云时，子弹是王飞云要走的那6颗，在王建福的供述中，其承认这6颗子弹在洗煤厂后山的树林里试枪打完了。而且从死者身上取出的子弹头有5.0毫米，但王飞云从王志鹏手中拿走的子弹弹头是5.6毫米，这0.6毫米的差距可以证明王志鹏是清白的。”该辩护人还表示，王飞云在供述中，曾两次谈到要整死郑春云，如果不是王建福授意王飞云使用王志鹏的这支枪，就不会造成“11·18”枪击命案的发生。“该案的枪是王志鹏卖的，但子弹不是。”
庭上，王志鹏辩护人除在涉案上为其开脱外，还将为何王志鹏会一直拥有这支枪的责任推到了公安机关头上。“王志鹏的枪支办有持枪证，是公安机关没有通知王志鹏去交枪，那么是否还要追究公安机关的责任呢？”
公诉人对此反驳道，王飞云从王志鹏那里买来的子弹，相关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些子弹已用到了“11·18”案中。
媒体报道之外的庭审现场，王志鹏的辩护人王云飞律师，为了查明王志鹏的涉案事实，在2011年10月24日上午当庭询问了买枪并实施枪击的被告人王飞云——
问：被告人王飞云，我是被告人王志鹏的辩护人，现在我依法向你发问，希望你如实回答，第一个问题，你是否知道王建福也有一支打小子弹的小口径步枪？
答：不知道
问：你是否与王建福说过说王汉川的儿子有小口径步枪？
答：没有讲过。
问：那么你咋个会买这个步枪呢？
答：因为就是说，在侦查机关提取这支小口径步枪，我说搞错了，不是这个人。
问：你说不是王汉川这个人吗？
答：当时公安机关说给是王汉川的儿子，我说不是这个人，搞错了，这个人叫王金生，他爹喊王凤文。
问:你是咋个知道王志鹏（王金生）有枪呢？
答：因为这个事情，他家在上边开着煤矿，枪支管理办法还没有出来，煤矿允许有枪支，他家就有了枪。。。。。。
问：你刚才说的王汉川是记录错误，实际不是王汉川，是王凤文，然后王志鹏就是王凤文的儿子，然后你知道王凤文家原来开煤矿有枪，所以你就知道王志鹏家有枪，就去找他买枪，是不是这个意思？
答：是的。
问：我还问你一个问题，你在公安机关供述时曾经说，想着将这支小口径步枪找来，就是郑春云他们真的不撤，你就要用‘子枪’射击”，你的这种想法，你给挨王志鹏讲过？
答：从来没有提过。
问：你说王志鹏也没有问过你，你要买枪干什么，你也没有挨他讲过你要买枪的目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答：我没有讲过，我买这支枪也不是买了杀人，是买了护矿，买来守场。
问：那么你与被告人王志鹏买枪时，王志鹏是否知道你要买了干什么？
答：不知道
问：王志鹏是否知道你是为王建福买枪？
答：不知道。
问：当时你在买枪的时候，你是否讲过你与王建福的关系？
答：没有。
问：你刚才说是你不知道王建福有小口径步枪，知道还是不知道？
答：不知道。
问：王建福和你在洗煤厂试枪的子弹是从哪里来的？
答：是弹夹里边的子弹。
问：那么弹夹里边的子弹是哪里来的？
答：王志鹏那里来的。
问：有几颗？
答：五颗么是六颗。
问：试完枪后枪里边给还有子弹？
答：我没有瞧着。
问：我换个方式问你，你从王志鹏那里拿来的子弹在试枪的时候给有打完了？
答：我拿来后伴着掉，不清楚。
问：伴着哪里？
答：伴着他拿给我的子弹。
问：伴着哪个拿给你的子弹？
答：王建福。
问：王建福拿来多少子弹给你？
答：当时有几颗我没有数，不满。
问：在洗煤厂试枪之前，你给在矿山上试过枪？
答：之前没有，之后我试过了。
问：那么你自己在矿山上试枪的子弹是从哪里来的？
答：从口袋里面拿出来的。
问：不是从盒子里拿出来的吗？
答：我没有要盒子了。
问：那么王建福在洗煤厂试枪之后给有拿过小口径步枪子弹给你？
答：拿过了。
问：拿过多少？
答：我先就说没有数，不清楚。
问：你开枪射击的子弹是从哪里来的？
答：就是王建福给我的。
问：最后一个问题，你认为你在煤矿开枪射击的后果，跟王志鹏给有关系？
答：没有关系。
2011年10月27日上午，王志鹏的辩护人王云飞律师，为王志鹏辩护词说：

首先，我对被告人王建福、王飞云、王永林的辩护人关于11.18案件具有防卫性质的观点表示赞同，但对于枪击行为及其后果不论怎么认定，就如同被告人王飞云在回答我的发问时所说，王飞云实施枪击的后果与我的当事人王志鹏“没有关系”。因此，公诉机关起诉书关于被告人王志鹏“情节严重”的认为，既不符合已经查明的法律事实，也缺少法律依据，该“认为”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本辩护人依法认为，王志鹏“非法买卖枪支”构不成“情节严重”，具体的事实与理由有以下四点：
一、起诉书已经认定“被告人王志鹏”“以人民币3 600元的价格将一支小口径运动步枪和六发小口径步枪子弹贩卖给被告人王飞云”后，“被告人王飞云”又“将该枪以人民币29000元的价格贩卖给被告人王建福”的事实，与另案处理的被告人何文荣“以人民币6 000余元的价格”，将“一支小口径步枪和数百发小口径步枪子弹”卖给王建福后，王建福又将“数百发小口径步枪子弹”交给被告人王飞云的事实，二者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如果被告人王志鹏“非法买卖枪支，情节严重”，那么何文荣也照样是“非法买卖枪支、弹药，情节严重”。既然何文荣已经另案处理为在起诉书里不是“情节严重”，那么本案被告人王志鹏尽管应当是另案处理而没有另案处理，但不应由此就认定本案被告人王志鹏“情节严重”，否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则就成了虚设。更何况，根据起诉书认定“被告人王建福授意被告人王飞云使用”王飞云从王志鹏处买来的小口径步枪，“并将自己私藏的”其从何文荣处买来的“一盒小口径步枪子弹交给被告人王飞云。后该枪和子弹被被告人王飞云用于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八日当天向人群进行射击”的事实，足以证明枪击致死七人的子弹，是另案处理的何文荣卖给王建福的“数百发小口径步枪子弹”中的组成部分。何文荣卖给王建福“一支小口径步枪和数百发小口径步枪子弹”，是其非法持有，而本案被告人王志鹏卖给王飞云的小口径步枪，则是王志鹏合法持有。从这些事实来看，本案被告人王志鹏与另案处理的被告人何文荣相比，本案被告人王志鹏构不成“情节严重”。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项、第二条第一项规定，“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情节严重”的情形，是指“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以火药为动力发射枪弹的非军用枪支一支以上或者以压缩气体等为动力的其他非军用枪支二支以上的”“五倍以上”，本案被告人王志鹏非法买卖枪支不具有“情节严重”的数量情形。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项、第二条第四项规定，“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情节严重”的情形，还指“达到本解释第一条规定的最低数量标准，并具有造成严重后果等其他恶劣情节的”，本案被告人王志鹏非法买卖枪支虽然在数量上达到了“本解释第一条规定的最低数量标准”，但并不“具有造成严重后果等其他恶劣情节”。王志鹏非法买卖枪支并不“具有造成严重后果等其他恶劣情节”的事实与理由如下：
一是王志鹏卖小口径步枪给王飞云时被王飞云要走的六颗小口径步枪子弹，已经被王飞云、王建福先后试枪时打完，11.18事件当天王飞云射击的子弹，不是其从王志鹏处要走的小口径步枪子弹。
二是王飞云向王志鹏买到的小口径步枪，又被王飞云转卖给了王建福，接着又由王建福试枪后转手交由王飞云拿到小松地煤矿，并且由王建福先后提供了三盒小口径步枪子弹计149发给王飞云，授意其使用该枪和子弹的事实，足以证实王飞云实施枪击致死七条人命的后果，不是王志鹏非法买卖枪支造成，王飞云射击致死七条人命的行为与王志鹏非法买卖枪支确实没有关系。对此，起诉书认定“被告人王志鹏”“以人民币3 600元的价格将一支小口径运动步枪和六发小口径步枪子弹贩卖给被告人王飞云”后，“被告人王飞云”又“将该枪以人民币2 9000元的价格贩卖给被告人王建福”，接着“被告人王建福授意被告人王飞云使用”王飞云从王志鹏处买来的小口径步枪，“并将自己私藏的”其从何文荣处买来的“一盒小口径步枪子弹交给被告人王飞云。后该枪和子弹被被告人王飞云用于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八日当天向人群进行射击”。
三是根据王飞云从王志鹏处买的小口径步枪适配的子弹与被枪击致死者体内的弹头悬殊0.6 mm的事实，足以证明被告人王飞云“向人群进行射击”造成七人死亡的后果，不是王志鹏非法买卖枪支造成的，王志鹏非法买卖枪支与王飞云“向人群进行射击”没有关系。如果王飞云不将从王志鹏处买的小口径步枪再次贩卖给王建福，如果王建福不授意被告人王飞云使用该枪并提供子弹，那么，造成七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就不可能出现。因此，如果将王飞云把从王志鹏处买的小口径步枪再次贩卖给王建福后，由王建福授意王飞云使用该枪并提供子弹造成的严重后果，归罪在王志鹏身上，那么，这不仅是显然有失客观公正的问题，而且明显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条规定的罪行与刑罚相适应的原则，也就是“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
四、庭审已经查明，本案被告人王飞云从王志鹏处买小口径步枪时，王志鹏并不知道王飞云要买枪的真实动机，王志鹏非法买卖枪支不具备“情节严重”的主观条件。当时王飞云跟王志鹏说“他要拿去山上”，王志鹏“以为是”王云飞“在帮王元华守王元华种的那些桉树，拿到山上去守桉树”，王志鹏卖枪的动机在于“因为以前办过证，后来知道个人不允许有枪也不知道怎么处理，就一直放在家里”， “我想着枪放在家中很害怕，想尽快卖出去，王飞云来问我我就卖给他了，当时也是急于出手”，“因为这支枪在我家放了好多年了，平时我也不会去碰。一直都想着要怎么把这支枪处理掉，因为这些东西一直放在家里也不好。所以交代王飞云不要拿去惹事之后，就把枪卖给他了”从这些事实足以证明，王志鹏在主观上绝对不可能远远超出了其预见能力而“应当预见”到，王飞云将从王志鹏处买的小口径步枪贩卖给被告人王建福，由王建福授意被告人王飞云使用该枪并提供子弹，直接造成王飞云“于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八日当天向人群进行射击”致死七人的严重后果，王志鹏在主观上绝对不可能“希望或者放任”这种后果的发生。
上述四点事实与理由足以得出结论，如果将王飞云把从王志鹏处买的小口径步枪再次贩卖给王建福后，由王建福授意王飞云使用该枪并提供子弹造成的严重后果，归罪在王志鹏身上，那么，王志鹏依法办有持枪证合法持有小口径步枪后，当地公安机关并没有如同通知到别人一样通知过王志鹏收缴该枪，导致王志鹏“后来知道个人不允许有枪也不知道怎么处理”，“一直都想着要怎么把这支枪处理掉，因为这些东西一直放在家里也不好。所以交代王飞云不要拿去惹事之后，就把枪卖给他了”，是否也应追究当地公安机关依法办给持枪证后，明知应该收缴而放任不予依法收缴的渎职责任呢？如果把王飞云再次贩卖给王建福后由王建福授意王飞云使用该枪的后果归罪于王志鹏，认定王志鹏情节严重，却对当地公安机关不予追责，那么，王志鹏的所谓“情节严重”就是被逼替人顶罪一样的天大冤枉！由此，公诉机关起诉书关于王志鹏情节严重的认定依法不能成立。
其次，本案被告人王志鹏具有犯罪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法定从轻情节。王志鹏在本案中先后接受了五次讯问，自始至终都能够一致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没有任何隐瞒，做到了犯罪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本案被告人王志鹏犯罪以后，“虽不具有”法律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可以从轻处罚”。
第三，本案被告人王志鹏依法具有认罪态度较好、悔罪表现明显等酌定从宽情节。庭审已经查明，王志鹏到案后，共计五次在公安机关的供述，都有较好的认罪态度，悔罪表现明显。如在其主动跟着本案侦查人员归案接受第一次讯问时，回答“你知道为什么把你带到公安机关来吗？”说，“知道，因为我卖着一支枪给王飞云的事。”接着，王志鹏如实交待了其卖枪给王飞云的详细经过。其后，王志鹏在第三次接受讯问时，在回答“你还有什么没有交待清楚的吗？”说，“我卖枪给王飞云的事我已经全部讲清楚了”，接着如实回答了公安机关对与其卖枪毫无关系的、其“自己家开采的煤矿被郑春云买掉的”具体情况的提问。在此后的第四次、第五次接受讯问中，王志鹏对被执行逮捕明确回答“没有意见”，“因为我卖着一支枪给王飞云”，如实、一致回答了侦查人员已经问过的相同问题。从这些事实不难看出，本案被告人王志鹏在犯罪后认罪态度一直都很好，具有明显的悔罪表现，就是在我多次会见时，以及法庭审讯中，也都多次谈到对其非法买卖枪支的认识说，“我认得犯法了，我认识到自己错了，如果依法需要我赔偿被害人，我一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给予赔偿，比如说把我的车卖了来赔偿。
综上所述，本案被告人王志鹏“非法买卖枪支”不是“情节严重”，犯罪后一直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一直都比较好，具有明显的悔罪表现，属于法定可以从轻处罚的对象。
有鉴于本案被告人王志鹏不具有情节严重的法定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对其量刑应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幅度内，加之王志鹏具有“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法定从轻情节，以及认罪态度一直都比较好，具有明显的悔罪表现，可以酌定从轻处罚，特建议对王志鹏的具体量刑幅度在三至五年之间。
2011年10月27日下午，针对公诉人发表的第二轮公诉发言中关于王志鹏非法买卖枪支引发了枪击后果的观点，王云飞律师作为王志鹏的辩护人，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当庭发表第二轮辩护意见：
首先，就起诉书认定的11.18爆炸枪击案的枪击事实而言，公诉人关于王志鹏非法买卖枪支引发了枪击后果的说法，明显属于以偏概全。根据起诉书认定的枪击事实，枪击的后果应该是何文荣非法买卖的子弹与王志鹏非法买卖的枪支共同引发了枪击的后果，也就是说，何文荣非法买卖的子弹与王志鹏非法买卖的枪支是无法分离的，但遗憾的是，非法卖给王建福“两三百发子弹”并由王建福提供给枪手王飞云的卖子弹者何文荣，已经被“另案处理”为并非情节严重。由此可知，子弹与枪已经分离，王志鹏非法买卖的小口径步枪成了一支空枪，一支没有子弹的空枪还能够枪击吗？一支没有子弹的空枪还能引发枪击的后果吗？
其次，从庭审询问及举证质证反映出的事实不难看出，11.18枪击事件使用的枪支，没有充分证据证实就是被告人王志鹏非法卖给王飞云的小口径步枪。相反，不能排除枪击事件中使用的枪支，就是何文荣非法卖给王建福的小口径步枪的可能性。
2011年12月27日，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红中刑初字第l28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王志鹏由起诉时的第十三名被告列为第五名被告，被判决犯非法买卖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从王志鹏处扣押的人民币现金七百元，系犯罪所得，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该一审判决书载明：被告人王志鹏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辩护人王云飞提出以下辩护意见：无充分证据证实王飞云用于射击被害人的枪支是其向王志鹏购买的那支；王志鹏卖枪给王飞云的行为不应对被害人遭王飞云枪击死亡的后果承担责任，所以王志鹏卖枪的行为不属于情节严重；王志鹏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
该一审判决书经审理查明：被告人王建福在承包经营泸西县“小松地”煤矿期间，与邻近的“耀进”煤矿的经营者郑春云因越界采煤一事发生纠纷，经国土部门调解未能得到有效解决。为此，王建福指使王飞云在“小松地”煤矿2号井口埋设炸药，并先后将自己非法持有的猎枪1支，自制土炸弹2个和小口径步枪子弹2盒交给王飞云使用，还让王飞云将两人商议购买的一支小口径步枪带到小松地煤矿，在对付郑春云时使用，并表示将自己在小松地煤矿的部分股份赠予王飞云。
2010年ll月18日8时许，被告人王飞云指使被告人王永林以及王健桦、陈众楷(均另案处理)在“小松地”煤矿入口处监视郑春云一方的动向，并指使王健桦、陈众楷待郑春云一方车辆、人员进入“小松地”煤矿后，驾驶装载机将路口堵塞，以阻断郑春云一方人员退路。之后王飞云将小口径步枪及子弹放置在预先准备好的射击孔处，接着进入2号井口顶部的空压机房内观察、等候。9时许，王飞云见郑春云一方的120余人在“小松地”煤矿2号井井口附近聚集，遂将预先埋设在2号井井口附近水泥房内的炸药引爆，造成郑春云一方人员石朝文、杨洪敏死亡，李刚金、何建岗、陈小吕、何涛、徐林锐、周金桦、唐小红、王吴永、宋克兵、杨海金、王虎、何猛周、唐建双、赵二明、谢洪林、何亮旭、唐和中、赵磊、何俊昆等1 9人不同程度受伤。郑春云一方其他人员又持长刀、木棒等器械冲上前来，王飞云随即转移到预先准备好的射击位置，用小口径步枪朝郑春云一方人员射击，造成李永琦、张自标、张俊(1 9 8 5年生)、孔德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