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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号

  2020-02

  江西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依法全力做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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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依法全力做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决定》,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法治保障”的重要指示，严格贯彻执行中央和省委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决策部署，广泛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依法全力做好当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社会公共安全，

• 12号

  2018-09

  江西省公检法《关于办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执行具体数额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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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公检法《关于办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执行具体数额标准的规定》近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江西省公安厅联合发文，出台了《关于办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执行具体数额标准的规定》。

• 12号

  2018-09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江西省人民检察院 江西省公安厅 关于印发《关于办理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案件具体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一）》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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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江西省人民检察院 江西省公安厅 关于印发《关于办理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案件具体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一）》的通知 全省各市、县（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分）局，南昌铁路运输两级法院、检察院、公安局：

• 12号

  2018-09

  江西省高级法院、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关于办理失火和消防责任事故案件的若干规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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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高级法院、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关于办理失火和消防责任事故案件的若干规定》的通知各市、县（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分局）、森林公安局，南昌铁路运输两级法院、检察院：现将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联合制定的《关于办理失火和消防责任事故案件的若干规定》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 12号

  2018-09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江西省人民检察院 江西省公安厅 关于确定我省九种侵犯财产犯罪具体数额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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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江西省人民检察院 江西省公安厅 关于确定我省九种侵犯财产犯罪具体数额标准的规定全省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南昌铁路运输两级法院、检察院：为了正确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依法惩处侵犯财产犯罪，规范全省刑事司法工作，根据我省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治安状况，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 12号

  2018-09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关于江西省办理诈骗刑事案件执行具体数额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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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关于江西省办理诈骗刑事案件执行具体数额标准的规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1]7号）的授权，结合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现就我省办理诈骗刑事案件的具体数额标准规定如下：

• 12号

  2018-09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死刑问题的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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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死刑问题的指导意见 (2009年7月16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第l9次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根据我国刑法、司法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有关文件规定，结合我省实际情况．现对我省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死刑问题提出以下指导意见：

• 12号

  2018-09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江西省人民检察院 江西省公安厅关于办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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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江西省人民检察院 江西省公安厅关于办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为依法惩处破坏森林资源犯罪活动，保护森林资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检察院、

• 12号

  2018-09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执行具体数额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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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执行具体数额标准的规定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西省人民检察院于2013年6月24日联合印发了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的《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执行具体数额标准的规定》。该规定具体内容有：

• 12号

  2018-09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敲诈勒索刑事案件执行具体数额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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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敲诈勒索刑事案件执行具体数额标准的规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敲诈勒索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3】10号）的授权，结合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现就办理敲诈勒索刑事案件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规定如下：

• 02号

  2019-01

  九江市律师办理取保候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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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港产片都会有这么一幕:犯罪分子前脚刚进警署，律师后脚便紧跟进来，向警署提供人保或保证金，办案警察虽然心不甘、情不愿，奈何人家能通过社会关系找到相应的保证人或能提供相应数额的保证金，只能在那里瞪眼睛、吹胡子，任由人家西装革履，抽着雪笳，潇洒地离开。
  
  这使人产生这么一种感觉：无论犯了多大的事，只要还没有被法院判决有罪，找得到保证人或缴纳得了保证金，你就还可以呼吸到外面的新鲜空气。
  
  事实上也是如此。在香港，除了叛国罪及谋杀罪不准保释之外，绝大多数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都可以保释，而且保释申请都会被批准，保释在外配合调查、接受庭审。
  
  有时候，一审法院判决被告人罪名成立，被告人对法院一审判决不服，提出上诉，并同时为上诉期间提出保释申请的，一审法院照批不误。这种极端情况，在香港被称为“保释等候上诉”。
  
  毫无疑问，在香港，允许保释是原则，不许保释是例外。
  
  那么，在中国大陆这边，情况是怎样的呢？
  
  在中国大陆，没有保释这个法律概念，所谓把人从公安机关处保释出来，无从谈起。然而，《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拘传、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在法律效果上，取保候审与保释差不多。
  
  那么，取保候审适用情况如何呢？
  
  关于取保候审的适用比例，官方没有公布过数据。实务中，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近亲属或辩护律师向办案机关提出的取保候审申请，绝大多数都是石投大海，杳无音讯。
  
  实务中，公安机关将案件呈送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检察院经审查，认为案件证据不足或不构成犯罪，不批准公安机关的呈捕申请的，公安机关才会迫不得已，将刑事拘留变更为取保候审。
  
  我们曾办过一起当事人被非法采矿的案件：当事人老实巴交，是一矿业公司的员工。他年过六十了，患有多年糖尿病，血压也很高，在看守所里晕倒过，也曾因血压问题被办案民警送往当地市医院检查、诊治，当事人家属极度担心，都要向承办民警下跪了。我们多次为其申请取保候审，就是不批。
  
  可以说，在当前的中国，取保候审难，难于上青天。在当前的中国，逮捕是原则，取保候审是例外。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这与办案机关以捕代侦、过分依赖口供有关；与法治不完善、无罪推定观念未深入人心有关；与取保候审立法理念有关，在我国，取保候审只是一种与拘留、逮捕相比，对人身自由的限制较为缓和的强制措施，法律设定取保候审制度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办案机关有效地行使司法权力，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而不是对公民享有的人身自由权利进行确认和保护。
  
  我们承认，侦查机关在作出取保候审决定时，确实是要面对重重风险的，担心犯罪嫌疑人私下接触证人，再次伤害被害人，畏罪潜逃等。
  
  但侦查机关也要谨记，每一个犯罪嫌疑人在法院宣判其有罪前都是无罪的；既然无罪，理应享有自由的权利，除非侦查机关能够提供充分有力证据证明他们必须予以羁押，而犯罪嫌疑人是无须提供证据证明自己为何应当继续享有自由的。
  
  侦查机关必须在顺利进行刑事诉讼与保护公民享有普遍而绝对的人身自由权之间找到平衡点，绝对不能因为决定偶尔有错，使一些鸡鸣狗盗之辈通过不光彩的手段占了便宜，就将保护公民享有普遍而绝对的人身自由权这个法治理念抛诸脑后，继而将取保候审的大门紧紧关闭。
  
  由于对取保候审的适用情况不了解，有的犯罪嫌疑人亲属取保心切，便会犯下大错：
  
  有的犯罪嫌疑人亲属取保心切，到处托人找关系，花钱如流水，最后银行存款见底了，家里房子也变卖了，人还在里面。
  
  有的犯罪嫌疑人亲属取保心切，会受那些“专办取保候审，取保候审率极高”的＂著名刑事辩护律师＂蒙骗。这些＂律师＂，收了＂律师费＂后装模作样，随随便便地写一份取保候审申请书交给公安机关，便没有下文。最后当事人被批捕了，其亲属找上门来了，这些＂律师＂便开始忽悠他们，当事人之所以被捕下来，是因为这个案件比较特殊，我跟检察院的某某人很熟，等这个案件到检察院审查起诉了，我再帮你把人捞出来。
  
  有的犯罪嫌疑人亲属取保心切，会受到那些“认识公安局领导”的＂律师＂蒙骗。这些＂律师＂，经过了解案情，或收到内幕消息，知道这个案件极其可能捕不下来，便会跟当事人家属说，我认识公安局的某某人，你给我五十万，我帮你摆平这件事，然后什么事都不做，在那里静侯消息。如果当事人释放出来了，就跟其家属吹嘘，这是他的功劳；如果当事人被捕了，就忽悠其家属，说我还认识检察院的某某人，到审查起诉阶段，我找他出面，帮你把人捞出来，你这笔钱先放在我这里，审查起诉阶段用得着。
  
  对取保候审的适用情况有一定了解后，便不应该过分迷恋这些“雾中花，水中月”。在当前的中国，什么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很多时候是浮云来的，都是公安机关在搞一言堂，一个人说了算，公安系统主管刑事侦查的副局长一个人就可以依职权，决定是否刑拘某人。
  
  事实上，公安机关拘留某人后，后来即便发现他极其可能没有犯罪事实，公安机关也不大可能对他采取取保候审。
  
  为什么会这样呢？
  
  决定拘留人的，是公安机关，决定释放人的，也是公安机关，这不是变相要求公安机关承认自己办错案了吗？反正人被刑事拘留后，被证明没有犯罪事实或因证据不足没有批捕，最终被释放的，公安机关也不算是办错案，不用承担法律责任，不用国家赔偿，为什么要释放呢？
  
  这就会出现一种极其离奇的现象，就是公安机关拘留某人后，发现其极其可能没有犯罪事实的，依然继续羁押，而不是主动将其释放，等到拘留期即将届满了，公安机关就将该案呈送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将这个烫手山芋抛给检察院，如果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的话，就放人；如果检察院批准逮捕的话，就将强制措施变更为逮捕。
  
  如果案件情有可原，有理有据的话，正确的做法应该聘请律师，依法依情依理抗争到底，在公安机关将案件呈送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时，通过律师提交律师意见书到检察院的侦查监督科，向检察院说明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或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犯罪行为，阻止检察院批准公安机关呈捕申请。
  
  对于有辩护律师提交法律意见的批准逮捕申请，检察院对辩护律师提交的律师意见，基本上都会考虑，逮捕与否，通常都会比较慎重。
  
  总的来说，对于有理据的案件，当事人委托到有职业道德的刑事专长律师的话，取保候审是不可能的了，无罪释放倒是可能。

• 01号

  2019-08

  职业取手的罪与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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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取手的罪与罚

          谢小婷律师

  “只需要帮人取钱，就能月入上万元。”如此简单、轻松的好工作，你敢做吗？2018年元月，王某为谋取利益铤而走险当“取手”（办卡取现金，即帮别人将银行卡的钱取出来）帮助取现达800余万元。2018年4月，王某因涉嫌诈骗罪被某县公安局立案侦查，现案件已经移送人民法院起诉。

  笔者接受当事人家属委托，担任王某的辩护人提供律师辩护法律服务。经会见犯罪嫌疑人以及查阅案卷，在案件定性方面以及犯罪数额方面多次与检察院、法院办案人员沟通，在犯罪数额方面的辩护意见大部分得到采纳，检察院在移送法院起诉时将之前的被告知取“系澳门赌博的钱”的取现数额300余万元进行了扣减，案件移送法院后就案件定性以及再次核减犯罪金额方面在不断努力。

  笔者认为，在此罪彼罪上，检察院将王某取钱的行为定性为诈骗罪不符合案件事实，其行为应当构成隐瞒、掩饰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罪。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规定了对电信诈骗案件取款人可以诈骗罪的共同犯罪或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处罚，前者要求“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后者则要求“明知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相较于“明知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要求取款人明知的程度、时间、内容要求更高。

  王某等人为诈骗分子取现是属于“明知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受益”还是“明知他人实施电信诈骗网络犯罪”是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与诈骗罪的关键区分点。笔者认为，王某系“明知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受益”。

  首先，王某只知道所取款项是诈骗得来的，并不清楚诈骗的方法、手段、对象。也不是诈骗团伙的内部取钱小组，取款地点也是集中在惠州博罗，取钱的银行卡十分固定，在此过程中并未频繁更换银行卡、身份证和手机号码，未辗转各地为诈骗犯罪团伙转取款，作案手段并不隐蔽，与传统的明知他人实施电信诈骗网络犯罪而提供秘密帮助不同。

  其次，王某取款钱之前，受害者已经将款项汇入诈骗分子提供的上级账户时已经失去了对自身资金的控制权，诈骗行为已经既遂。王某取款的行为是诈骗团伙诈骗成功后的转移赃款的行为，其取款行为与受害人资金的受损没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另外，王某实施取钱行为前后，自始至终没有与实施诈骗的行为人进行共谋及分工合作，王某没有与诈骗团伙的共同诈骗故意。

  最后，本案中的诈骗行为实施者尚未到案，现有证据无法认定钟某某等人与诈骗行为实施者存在事前通谋，王某对诈骗行为实施者的行为具体细节并不了解，本着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不应当以重罪诈骗罪对行为人定罪处罚。而且从共同犯罪的理论出发，案件的诈骗行为实施者尚未到案，认定系诈骗的共同犯罪缺乏理论支撑。因此，王某的取款行为定性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更符合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定。

   

  
  

• 01号

  2019-08

  贩卖、运输毒品罪案件办案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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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贩卖、运输毒品罪办案有感

  2018年6月8日，接到委托人电话，称其子于2018年5月29日因涉嫌毒品犯罪被逮捕，现寻求律师提供法律帮助。委托人知晓的情况很少，我决定先到看守所会见当事人了解具体情况。因恰逢周末，无法会见，且当事人被关押在高安看守所，路途较远，我需对手上的工作进行安排。6月11日中午12点半，简单的吃过午餐，我与同事刘才华律师驱车前往高安，到新干接到委托人，一路一边了解情况，一边开车。进入高安地界后仍需行驶四十余公里的省道才能到达高安城区，一路上都是大货车，道路也在检修，说实话，开车不太好开。

  下午四时左右，我们到了看守所，这高安市看守所只有一个律师会见室，万幸的是，没有律师在会见。我们还从看守所民警处得知，该案已经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了。我们顺利见到了当事人，了解基本案情。据当事人邹某陈述，2018年3月份其曾经接外号为“丫丫”的女性朋友到一宾馆购买毒品并做了担保，在吸食部分毒品后，又在新干化工厂附近购买了少量毒品交给“丫丫”，随后一男性朋友聂某陪同“丫丫”到高安，随即将两人抓获。2018年5月29日，当事人在樟树被抓获。鉴于第一次会见时间紧且信息不对称，我们除了解基本案情外，更多的是对当事人普及涉及罪名的犯罪构成、量刑以及犯罪嫌疑人享有的权利。会见结束后，我们告知委托人基本案情并初步分析当事人邹某可能被控“以贩卖为目的而非法收买毒品”，但鉴于涉案的毒品为冰毒，数量仅4克，麻果2克，刑罚应当是3年以下。

  一星期后，我到高安市检察院阅卷。这次是我一人前来，无人陪同。我选择搭乘吉安市中心车站到高安的班车前往高安，八点出发，一路颠簸，终于在12点到了检察院，可惜工作人员下班了。只能在附近吃了个午餐，受家属所托为当事人购买了两套衣服。两点半一上班，到检察院案管中心刻录了光盘，匆匆找打印店打印案卷，无奈，找了三家打印店都无法打印，只能用店家电脑将资料发送给自己微信，然后手机打开案卷，一边看一边记录主要内容。三点到了看守所，一个律师会见室被其他律师使用中，只能等待，刚好可以再看看案卷。下午四点，轮到我会见了，手机上交。好在自己记忆力好且笔杆子也不错，记录了很多重要内容和一些细节。第二次会见，就一些事实和证据问题和当事人进行核实。回吉安后，我立即起草律师辩护意见，重点放在侦查机关指控“邹某与买家孙某系旧识，邹某委托丫丫带毒给孙某”、“邹某指派聂某陪同丫丫到高安并收款后交付毒品”的事实是否有证据证实以及证据是否充分上面，我们发现，除了丫丫和的口供外，没有证据证明。更为重要的是，买家孙某供述从不认识邹某，侦查机关也未组织孙某对邹某进行辨认，侦查人员利用孙某手机微信与丫丫关于购买毒品的聊天记录也没有。我们认为，指控邹某以贩卖为目的非法收买毒品证据不足。律师辩护意见经多次修改、完善后邮寄高安市检察院。2018年8月9日，检察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将本案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

  因案件辩护需要以及应当事人要求，在开庭前，我们又到看守所会见了当事人。2018年9月28日，我们到法院递交一审代理手续，领取《起诉书》并复印补充侦查案卷。我们发现，补充侦查案卷里仍然没有孙某认识邹某的供述以及辨认笔录，抓获经过同用也没有相关微信聊天记录佐证，只是一些前科劣迹材料。鉴于此，我们立即与承办法官沟通，提出本案的疑点，表示我们将做无罪辩护，并在此修改完善辩护词。

  因本案有女被告羁押于宜春市看守所，高安市人民法院决定到宜春市看守所开庭。为顺利开庭，我在开车前一天驱车前往宜春。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市看守所设置了法庭，除没有打印机外，其余设施与一般法庭无异。庭审紧张的进行，涉案的四个被告，除第一被告孙某以及我当事人邹某外，其余两人未聘请律师。我事先列好发问提纲和质证意见，特别是针对“抓获经过”以及四被告人的供述。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3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在本案中，只有“丫丫”一人供述其系受邹某委托带毒到高安销售给孙某，没有其他证据能够证明。

  一月后，主审法官万庭长打电话告知其下午宣判，我询问了下结果，两年左右。再次就邹某是否有证据证明实施了犯罪行为，是否存在犯意引诱和数量引诱发表观点。万庭长诉我，毒品犯罪一向从严，其量刑时考虑了数量引诱。数日后，我收到法院邮寄的刑事判决书，邹某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2个月。我又驱车前往高安市看守所会见邹某，询问其对一审判决的意见以及是否上诉。邹某表示，认可一审判决，不上诉，早日下监。

  在办理本案过程中，我对案件主审法官印象深刻，不管是电话沟通还是当面沟通，都有法律职业共同体平等交流的感觉。在整个庭审中，我发问较多，万庭长从不打断我的发问和发言，尊重和保障律师辩护的权利。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同事刘才华律师以及我爱人谢佛根律师，多次驱车陪同我到高安、宜春办案。

  期待在新的一年里，我的办案水平能得到提高。我会谨记，律师办的不是案子，而是别人的人生！

  
  

• 01号

  2019-08

  当法律遇上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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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法律遇上诗词

  最喜央视《诗词大会》中飞花令的环节，武亦姝淡定地背出“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一连四个“月”字，语罢莞尔一笑，满足了我对古代才女的所有想象。

  那么，诗词歌赋与法律碰撞，会产生什么样的火花呢？

  中国古代律法有“民刑不分、诸法一体”的特点，最早表现为礼刑并用，之后形成诸法合体的封建法典。众所周知，封建社会的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实行个人独裁统治，既是最高立法者，又是最高审判官。文人除了忠君爱国之外，有着自身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仰与抱负，一旦这一价值取向与封建君王的独裁专制相左，文人常常不愿屈服强权，于是诗词与法律的战争便爆发了。

  因此，诗人与法律的相遇大多是悲剧，他们的诗句多为揭发抨击官员腐败。但是诗人的诗作，大多不敢直接对法律作出直接的议论和正面的说明，而是通过鲜明的对比表达心中的不满，直接含“法”字眼的诗词不多。白居易诗作《歌舞》中的“秋官为主人，廷尉居上头。日中为一乐，夜半不能休。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此诗把朝廷贵官（秋官与廷尉为司法官员）的糜烂生活与狱中的“冻死囚”相对照，对醉生梦死的统治阶级作了无情的鞭挞，对被迫沦为“囚犯”的劳动人民表达了深切的同情。

  请恕我翻了半天的《唐诗三百首》未能找出直接含有“法”的诗句，只能让大家一起欣赏下直接包含“法”的名言了。

  最为法律人喜欢的名言应该是《韩非子·有度》了，“法不阿贵，绳不绕曲”，法令不偏袒权贵，绳墨不迁就曲木。法令该制裁的，智者不能逃避，勇者不敢争辩。惩罚罪过不避开大臣，奖赏善行不漏掉平民。法律即使是对高贵的人,有权势的人也不徇情。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法律人应当遵从的原则和追求。

  孟子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 只有善德不足以处理国家的政务，只有法令不能够使之自己发生效力。治理国家必须把行善政与行法令结合起来。这也就是说法律除了规范以外，要真正发挥法律作用，离不开主体的素质、法律体制、人们的法律意识等。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任何一部法律，其有效实施的终端都在于法律的适用，活的法律才是真正的法律。而当前因法律适用不统一引发的法律实施问题，已经广为社会诟病，严重影响法律公信和权威。有时候同个法院同一业务庭的不同法官对相同案情作出截然相反的判决，甚至有的案件同一法官，在同一时期内作出的裁决也不一致。我国虽然不是判例法国家，但法律适用也应当相对统一，才能充分发挥法的指引作用，维护法律的尊严与权威。

  “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语出汉朝王符著《潜夫论·述赦》，意为一个国家只有严格执法，法令能够贯彻执行，国家才能治理整顿好，才能兴旺繁荣。如果法律松驰，无法执行，则国家一定会有动乱，国力也会越来越衰弱。与明朝张居正的《张居正奏疏集》“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所表达的意思大体一致。天下的事情，制定法令并不困难，难的是认真切实地贯彻执行。希望实践中的执法人员能够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奉三尺之律，绳四海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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